约特路上，离这里只有几条街。”

    “左派杂志。”

    “这得看你的‘左派’怎么定义。一般大众把《千禧年》视为社会评论杂志，但我猜无政府主义者会觉得它跟《竞技场》、《前沿》一样，属于小中产阶级的烂杂志，而温和的学生团体则很可能认为该杂志的编辑全都是共产党员。没有证据显示布隆维斯特曾经活跃于政治圈，即使在他上预备学校、左倾风潮盛行年间也一样。他在新闻学院埋头苦读时，和一位当时在工会组织中十分活跃的女孩同居，那女孩如今是左翼党的国会代表。他之所以被贴上左派标签，主要应该是因为他当财经记者时，专门调查报道企业界的贪腐情形与可疑交易。他曾经做过一些对大企业家和政客极具破坏性的个人特写——那些人大多是罪有应得——导致许多人辞职，也引发连串的官司诉讼。其中最著名的阿波加案，最后有个保守派政治人物被迫下台，某位前议员也因为盗用公款被判刑一年。揭发罪行实在不能拿来当做判定一个人左倾的标准。”

    “我懂你的意思。还有什么吗？”

    “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关于阿波加案，另一本叫《圣殿骑士团》，三年前出版，是关于财经报道。我没看过这本书，不过从书评看来似乎颇有争议，在媒体引发不少讨论。”

    “钱呢？”弗洛德问。

    “他不是很有钱，但也饿不死。所得税申报书附在报告里。他银行里大约有二十五万克朗，包括一笔退休基金和一笔储蓄存款。他另外一个账户里约有十万克朗，专门用来支付工作、旅行等费用。他有一间合作公寓，在贝尔曼路，六十五平方米大，房贷已经付清，没有借贷或负债。他还有另一项资产，位于群岛间的沙港。那是一栋二十五平方米的小屋，装潢成夏日水边度假屋，就在全村最美的角落。很显然是他的一位叔伯在四十年代买的，当时一般普通人还有此能力，最后小屋就落到布隆维斯特手中了。他们将家产平分，所以他妹妹分得双亲在小埃辛根的公寓，布隆维斯特分到小屋。我不知道小屋的现值多少——肯定有几百万，但话说回来，他好像没有出售的打算，而且还常去沙港。”

    “收入呢？”

    “他是《千禧年》的所有人之一，但每个月只领一万二左右的薪水，其余收入则来自撰稿的工作，数目不固定。三年前他忙了一年，约莫赚了四十五万，去年撰稿却只赚进十二万。”

    “除了律师费等等，他还得缴十五万的税。”弗洛德说：“我们就假设总金额不低吧。而他入狱期间也会有损失。”

    “也就是说他将会变得一文不名。”莎兰德说。

    “他诚信如何？”

    “这可以说是他的信任资产。他的形象就是坚定捍卫道德、与商界对抗，他也屡次被邀请上电视作评论。”

    “现在被判了刑，这项资产恐怕所剩无几了。”弗洛德说。“我不敢说我百分之百知道一名记者必备的条件，但经过这次挫败，大侦探布隆维斯特要想得到新闻大奖恐怕遥遥无期。这回他笑话可闹大了，”莎兰德说：“我可以发表一点个人意见吧……”

    阿曼斯基听到这里睁大了双眼。莎兰德替他工作这么多年，从未针对任何私人调查发表过任何个人意见。她只在乎赤裸裸的事实。

    “检视温纳斯壮事件的真相并不在我的任务范围内，但我确实留意了整个审判过程，也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大吃一惊。整件事都不太对劲，而且实在……以布隆维斯特的作风，根本不可能发表这么离谱的东西。”

    莎兰德挠挠脖子。弗洛德表现得很有耐心。阿曼斯基则不确定是自己看错了，或者莎兰德的确不知该如何继续。他所认识的莎兰德从来没有不确定或迟疑过。最后她似乎终于下定决心。

    “就当我们私下聊聊……我还没有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