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至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二

    《千禧年》对于温纳斯壮的特别报道整整占了四十六页的篇幅，在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像定时炸弹似的爆炸了。主要内容由布隆维斯特与爱莉卡共同署名。最初几个小时，媒体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这篇独家新闻。就在一年前，类似的报道让布隆维斯特吃上诽谤官司被判刑，似乎也导致他被《千禧年》解雇。因此，一般认为他的可信度很低。如今同一份杂志又刊出同一名记者的文章，而且比前一篇为他惹来莫大麻烦的文章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其中有些部分甚至荒谬到违反一般人的常识。瑞典媒体全都静观其变，充满不信任。

    但当晚tV4的“ShE”节目率先针对布隆维斯特的指控重点，播出十一分钟的摘要报道。几天前，爱莉卡已经和主持人吃过饭，并预先提供了独家消息。

    tV4的报道抢先了国营新闻频道一步，后者直到九点新闻才赶搭顺风车。这时候，tt通讯社也已发出第一篇新闻稿，标题起得十分谨慎：《遭判刑的记者指控资本家犯重罪》。报道内容改写自电视新闻，但由于tt提及此议题，使得保守的日报与十几家较大规模的地方报纸如火如荼展开行动，趁着报纸付印前重新编排头版。在此之前，各报社或多或少决定忽略《千禧年》的说法。

    自由派的日报以社论形式评论《千禧年》的独家报道，那是在中午过后不久由总编辑亲自执笔写的。后来，总编辑去参加一个晚宴时，tV4开始播报新闻。秘书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布隆维斯特的说法“也许有些内幕”，他却置之不理，还用后来成为经典的名言反驳道：“胡说，要是真有什么，我们的财经记者老早就发现了。”于是，自由派总编辑的社论成了全国唯一猛烈抨击《千禧年》说法的媒体言论。社论中的用词包含了诸如：私人宿怨、以犯罪态度草率报道，并要求采取措施严惩那些无端指控良民的违法乱纪者。但这也是该总编辑在随之而来的辩论中唯一的贡献。

    当天晚上，《千禧年》编辑部全员出动。根据原订计划，只有爱莉卡和新任执行编辑艾瑞森需要坐镇办公室接电话。但是到了晚上十点，所有员工都在办公室，另外还有四名昔日员工与六个固定的自由撰稿人在场。半夜十二点，克里斯特开了一瓶香槟，就在此时，一名旧识送来某晚报的一份预排稿，以十六页的篇幅探讨温纳斯壮事件，标题为：《金融界黑道》。第二天晚报出炉时，媒体立刻爆发一阵前所未见的狂热。

    艾瑞森的结论是：她在《千禧年》将会工作得很愉快。

    接下来一个星期，由于警方开始调查证券欺诈行为，检察官被召集到一块，瑞典股市出现了恐慌性卖压。出刊两天后，商业部长针对“温纳斯壮事件”发表声明。

    然而，这波狂热并不意味着媒体对《千禧年》的报道照单全收，毫无批评——因为他们披露的事着实太严重了。但和前一次不同的是，这回《千禧年》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举证：温纳斯壮本人的电子邮件及其电脑内容的复印件，其中包括在开曼群岛与其他二十几国的银行秘密资产的资产负债表、秘密协定，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谨慎的不当获利者绝不可能存留在硬盘中的大错误。不久态势便很明朗了，假如《千禧年》的主张到了上诉法院仍站得住脚——所有人也都认为此案迟早会进入上诉法院——这显然是自一九三二年，在瑞典金融界破灭的最大泡沫。“温纳斯壮事件”使得哥达银行的混乱问题与“信托人”投资公司的欺诈案全都相形失色。他的欺诈行为规模实在太大，谁也不敢预测违反了多少条法规。

    这是瑞典新闻界第一次在报道金融新闻时，使用“有组织的犯罪”、“黑道”与“盗匪王国”等字眼。温纳斯壮和他那些年轻的证券经纪人、合伙人与穿着阿玛尼西装的律师，全都成了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