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由于费奇的神通广大，他们的生意做得还很不错。后来——在赫普曼被处以死刑之后——警方查出埃塞多·费奇经常利用他与黑道的联系买“黑钱”，即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买入卖主的不义之财，再按面值使用。这当然必须得十分小心，否则一旦被逮着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据说布鲁诺·赫普曼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费奇的“黑钱”坑了的人——如果那些赎金钞票真是费奇的。

    出租车司机约塞夫·庇隆是第一个指认赫普曼的证人，尽管他以前曾说过记不清让他给康顿博士送条子的人是什么模样。在警署辨认的时候，赫普曼的两旁站着几名人高马大身着便衣的警察，庇隆一眼就认出了他。西西·芭，那位电影院的售票小姐，以及瓦尔特·莱尔，加油站工人，也先后在相同的情形下指认赫普曼为持币者。只有约翰·康顿博士始终不敢确定赫普曼就是“墓地约翰”。

    一天，警方拿来一根木条，说是从赫普曼儿子房间的小储藏室里拆下来的。木条上面有用铅笔写下的约翰·康顿博士的电话号码。赫普曼始终不承认那是他写的，甚至怀疑木条是否真的取自他家。在赫普曼被判处死刑之后，有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位名叫汤姆·卡撒地的记者写下了这个号码，最初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有关当局并没有因此而考虑为赫普曼减刑或赦免。多年后有人提出质疑道：一个人若是家里没有电话，他怎么可能会把电话号码写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

    查尔斯·林勃始终未曾与绑匪谋面，他只在两年前的4月2日夜晚听到那一声“嗨，博士”。据约翰·康顿博士说，他听到的是“嗨，博士，这儿，在这儿”。当警方请他辨认声音时，林勃一开始坦承当时他隔了一条马路坐在车里，距离讲话的人大约200多英尺，差不多有一个街区之遥，听得并不是十分真切。但当办案人员让赫普曼说“嗨，博士，这儿”时，林勃马上说，这就是墓地里传来的那个声音。

    至此，布郎克斯法院自认有足够的证据起诉布鲁诺·赫普曼接受和使用赃款。但诺曼·西瓦可普上校则希望将赫普曼引渡回新泽西州受审，为此警方必须证明赫普曼涉嫌绑架杀害小林迪。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把赫普曼与绑架案连在一起。赫普曼的律师已经从梦佳丝蒂公寓拿到了他在1932年3月1日的工作时间卡，证明在小林迪遭绑架那天，赫普曼确如他告诉警方的那样，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新泽西州自始至终参与了纽约警署侦破此案的一系列行动，包括追查赎金金圆券、逮捕、鉴认，和审讯赫普曼以及搜查赫普曼住所等。当新泽西州警探路易斯·波曼第二次到赫普曼家时，他认准阁楼地板的木料和绑匪留在林勃庄园的木梯上第16块踏板相同，而且非常肯定地说地板上缺了一块。这种说法的牵强附会和荒唐应该是一目了然的。试想，赫普曼本人是一个木匠，他若是想修只梯子，完全可以顺手从随便什么地方找一块料，何苦要拆自家的楼板呢？再说，绑匪对此案的策划细心到连指纹都没有留下，又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大个破绽？但当时警方的急于求成，舆论的一边倒，再加上林勃上校的名声和小林迪的悲惨结局，使公众不去追究诸如此类的细节。人们只想尽快抓到一个不管什么人替查理偿命，哪怕是只替罪羊呢。当被告方律师要求查看阁楼时，警方一手遮天根本就不允许他们踏进赫普曼家门一步。

    新泽西州警署的另一个“突破”是终于找到了一个“目击者”。米拉德·怀特住在梭罗岗一间破房子里。绑架案发生后，警方和记者曾多次找他了解情况，他一直说他从没在附近见到过一个生人，无论是案发的当日，或当夜，或前后几天。米拉德·怀特在邻居中的口碑不是特别好，他好吃懒做，“说谎话就和别人说真话一样顺溜”。事隔两年，米拉德突然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