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回答的问题。谁知瓦拉奇对着麦克风说出的话却是:“这个俄马哈到底在什么鬼地方?”
1964年6月底,鉴于瓦拉奇证词的重要性,司法部要求他以回忆录的方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成文,以免遗漏掉在审讯和作证的过程中可能被忽略的细节。瓦拉奇只有七年级的文化水平,一位华盛顿地区的报纸编辑自愿担当了他的助手。此后的13个月里,瓦拉奇磨坏了几十支圆珠笔,在司法部提供的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30多万字,共计1180页。当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瓦拉奇对他的“助理编辑”说:“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比刚开始时更棒了,你说呢?”
司法部负责瓦拉奇专案的威廉·亨得利评论说:“瓦拉奇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庞大犯罪集团的存在……但是瓦拉奇提供的情报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个的名字……一句话,他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敌人的面孔。”
1904年9月22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出生在曼哈顿上城的哈伦东区——一个贫穷而混乱的意大利移民集居区。瓦拉奇的父母,多米尼克和玛丽雅都来自拿玻里,他们一共有过17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了6个,瓦拉奇是其中的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瓦拉奇的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早先还推着小车卖蔬菜水果,算是小本生意吧,后来喝酒把小推车喝进了当铺里,自己便去做了垃圾工。
以下便是约瑟夫·瓦拉奇讲述的故事。在合适的情况下,笔者将尽可能引用瓦拉奇的原话。
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至少我们周围的人都过得比我们强。……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有三间房,没有热水,没有洗澡间,厕所在公用楼道里。家里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厨房的灶台。我们得从垃圾堆里捡柴禾和煤块,然后就堆在我们三个男孩子睡觉的房间里,别提多脏了……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嫌我们脏,但不管我怎么洗,就是没法把自己弄干净。
……到了人家都开始交女朋友的年龄,我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档子事。
按说我应该上学的,说实话,我很少去。11岁那年,我用石头砸了一个老师的眼睛,我并不是故意的,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她,结果被送进了天主教的少年管教院。那里的管教都称为兄弟,有的人还可以,有的人就特别恶劣。有一个阿贝尔兄弟是最厉害的,成天没事就找茬儿整人,不管你有没有做错事他都有理由揍你一顿,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有一天他死了,举行悼念仪式时让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大约有300多人吧,我排在队伍靠后面的地方。等我走到棺材跟前一看,差点儿没吐了。阿贝尔兄弟的胸襟上全是唾沫。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也啐了一口。
从管教院出来我已经14岁了,又到学校上了几天课。等我一满15岁就进了我父亲工作的垃圾公司,管收东河附近107道一带的垃圾。每个周末我父亲都把我的工钱一起领走,我跟他急了好几次。没办法,我只好纠集几个人晚上出去抢商店。我总得有自己的零花钱,是不是?
…………
有一天,我弟弟强尼死在了大街上,警察说是被车撞死的。可是有人看见了,警察带他到局子里问话,出来时他就已经死了。他们把他扔在大街上,血肉模糊。他是被活活打死的。我的哥哥叫安东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疯人院里。
后来,瓦拉奇的祖母和两个妹妹也先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瓦拉奇在国会“麦克列兰委员会”作证时说,他第一次犯罪实际上是在9岁的时候。他和强尼从附近的杂货店里偷了香皂,再廉价卖给街坊们。他还记得香皂的牌子,叫法尔丽。
等瓦拉奇长到18岁时,他已经辞掉工作,专事打劫。他的那个团伙人称“分秒帮”,以形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