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电话？”

    “记不得了。”

    “三次还是四次？”

    “我不知道。”雷·邦已经不耐烦了，他的嗓门越提越高，就像在跟人吵架。他对律师的话有时候答非所问，有时候又自己冷不丁儿冒出几句不相干的话来。比如现在，“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基纳德家里，给他留了一个号码，说是要我打电话去监狱。”

    “你记错了。”伊芮摇摇头。

    “我怎么会记错？”

    “如果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知道基纳德的地址和电话，你会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伊芮。我永远也搞不清楚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基纳德是做房地产的，他的电话号码总是登在报纸的广告栏里。”

    伊芮无心跟雷·邦纠缠，便以进为退，抛出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季米的事吗？”

    “没听说过。我读了报纸才知道他被杀了。”

    “得，我们再回到曼斯菲尔德。里克·鲁斯想知道你们的行踪，对吗？”

    “他想知道贝蒂的行踪。”

    “你挂掉电话后多久彼茨夫人被捕？”

    雷·邦想了一阵：“半个钟头。”

    “当他们逮捕彼茨夫人时，是否也逮捕了你？”

    “他们先铐了我，后来又放了。”

    “彼茨夫人入狱后，你打过电话给她？”

    “对。”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我恐怕这跟法院和陪审团有关系。”

    “我们谈了这个案子。”雷·邦很不情愿地说。

    两个人又吵起来了，雷·邦拒不回答伊芮的某些提问。不得已，法官杰克·荷兰只得出面干涉。

    “你在监狱里关押过多久？”伊芮·安鲁斯的最后一个问题。

    “七八年。”雷·邦回答。

    伊芮疲惫地挥挥手，把证人移交给公诉方。

    比尔·班迪拿起几张照片：“你知道这些地方吗？”

    雷·邦一一看过：“井式花坛……贮藏室……房车……”

    “请告诉我，谁侍弄井式花坛的花草？”

    “贝蒂。”

    “她也自己剪草坪吗？”

    “她从来不让人家动她的园子。”

    “你住在那里的时候，知道园子里埋了两个人吗？”

    “不知道。”

    伊芮·安鲁斯终于恢复过来了。他问雷·邦：“你当时是否知道，或彼茨夫人是否告诉过你，罗宾·布兰逊杀害了季米·彼茨？”

    “不知道。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事。”

    “她也没有告诉过你她曾经杀了什么人？”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