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娣当时心里老大不痛快，她以为苏珊又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天下午苏珊在办公室里一直说她非常不舒服，要提前回家。

    苏珊先把淑·布朗送回山核桃酒吧，再和两个孩子一起开车回家，那时大约是6点钟。后来晚些时候，淑·布朗正和康硕产业的同事们在山核桃酒吧吃晚饭，汤姆·费利也在那里，一位男招待给她送过来一只无线电话。那是苏珊打来的。她在电话上问淑，汤姆·费利有没有提起过她，淑说没有。

    到此为止，办案人员心里已有了六七分谱。如果苏珊确实和史密斯兄弟失踪的事件有关系，汤姆·费利的拒绝恐怕就是她的动机了。

    大卫·A·卡卓尔则更进一步，一天盘查下来，他已认定作案者是苏珊无疑。他也想试试苏珊的反应。

    在谈到汤姆·费利和她的关系时，他问苏珊：“这件事与孩子们的失踪有任何关系吗？”苏珊答曰：“我绝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而伤害我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的生命。”大卫·卡卓尔认为，苏珊的回答中所用的“伤害”和“生命”等字眼，意味着她知道两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当苏珊讲到迈可和亚历克思吵吵嚷嚷不要吃饭，把她弄得很烦时，卡卓尔主任冷不丁又问一句：“这就是你杀了他们的原因吗？”苏珊一反常态，勃然大怒，她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你个狗娘养……”“你居然敢那么想！”苏珊站起身来，推门冲到过道里大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认为是我干的！”

    说苏珊一反常态，是因为在与警方人员交谈的过程中，她一向温顺，安静，略带神经质，总在不停地祈祷：“上帝呵，请您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顷刻之间变成一只母兽，着实令众人吃惊不小。看来苏珊不只是一个心痛欲裂的母亲，也是一个很难制服的对手，要她老老实实地讲出事情的真相恐非易事。

    大卫·卡卓尔注意到，苏珊在谈话过程中虽然经常抽泣，但有时候并没有眼泪。有类似观察的另一个人是给苏珊做测谎实验的联邦调查局技术员达威·帕契，他在记录中写道：苏珊不时发出“假装的哭声，但眼里一滴泪也没有”。

    其实在他俩以前，第一个对苏珊产生怀疑的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人像绘画艺术家洛易·帕夏尔。当他为绘制劫匪的模拟画像找苏珊了解情况时，感觉苏珊对罪犯的描述非常模糊，似乎在她的心目中并没有此人的清晰明确的总体形象。但画像的初稿出来以后，苏珊却对不少细枝末节之处指指点点。凭他多年的经验，洛易·帕夏尔认为苏珊十有八九是在编瞎话。

    调查越深入，围绕苏珊的疑问就越多。豪德·韦尔士警官和州警署参与本案的特派员毕特·罗根与联邦调查局的犯罪行为学专家们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谋杀亲生孩子的母亲的性格行为心理等特征。以下是专家们对这类罪犯共有特征的分析，不光指本案而言：

    20岁至30岁，自幼生活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曾遭受肉体虐待或性虐待，或二者兼具。不知道如何向社会有关组织或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帮助，患忧郁症，有自杀倾向。通常在犯罪或作案前夕曾遭到异性的拒绝，或在爱情上受到挫折。她们通常不清楚自己与孩子之间的界线，觉得孩子成了她们的障碍，从而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孩子的拖累，而不能面对自己的弱点，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强烈的孤独感，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这类母亲一般都曾经非常想要孩子，对孩子特别溺爱，或寄予很高的期望。她们大都饱尝过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使她们和孩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但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关系又反过来加深了她们与外界社会的隔绝，进而加深了她们忧郁孤僻的性格弱点。在犯罪或作案的过程中，这类母亲通常把孩子当成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