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泥土来源地，试图找到伊琳·苏尔曼或她的尸骨，但一无所获。

    7月8日，纽约警署成立了以黑人警长、首席侦探约瑟夫·雷兹尼克为首的50余人的专案组。地区检察官指定了以康妮·佛南达为首席公诉人的7人小组。被告方的阵容也十分可观，在最多的时候，娴泰和肯尼共聘请了5位律师和3名私人侦探。

    当警方把娴泰和肯尼·凯梅斯的名字输入全国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后，美国国内有34个州出现在电脑屏幕上。不算这次的苏尔曼夫人失踪案，其犯罪活动牵扯到200余人，其中至少有两人失踪、一人死亡。在以后的一年多里，纽约警署为此案派出了上百人次，走访了分布在40多个州和近10个国家的上千位相关人士，他们中最远的到了欧洲。侦破调查工作量之巨大实为罕见。

    娴泰很知道如何与律师们打交道。他们的律师聘了又炒，炒了又聘，最短的一位只为他们工作了48小时。据娴泰的大儿子肯特·沃尔克回忆，当年在内华达州时，娴泰“几乎找遍了拉斯维加斯所有的律师。不少律师因为她满嘴谎言而不与她合作。她总能编造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拖欠甚至拒付律师费，还逼迫一些人为她干不正当的事。没有几个律师到最后是与她好说好散的。然后她又打开电话黄页，按字母顺序打电话给下一位律师”。难怪娴泰在纽约的律师霍赛·慕尼茨对新近加入被告辩护组的马休·威士曼说：“你要当心，别忘了我们是在跟魔鬼周旋。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不会在乎我们的死活。”

    娴泰毕竟是初闯纽约，对这里的人和事都不甚熟悉。入狱的第一个晚上，她只好请同监的女犯替她推荐律师。霍赛·慕尼茨是她在7月6日最早聘请的两位律师之一。娴泰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警方没有理由把我们扣在这里。这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不过是一起民事纠纷。那辆林肯车漏油，车行要是不给解决我们当然不能付钱。”另一位律师两天后被娴泰“炒”掉，霍赛于是替她另请了民事辩护律师马休·威士曼。

    几天后，马休与娴泰、肯尼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大楼一间律师-委托人会晤室里见面时，二位凯梅斯要马休替他们买一只小型窃听器。肯尼曾经在一本间谍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装置，其有效窃听距离为半径一英里以内。肯尼凭着记忆画了一张窃听器的草图。娴泰向马休·威士曼解释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马休事先偷偷地把窃听器安装在这张桌子底下，等下次会晤时，他们假装“无意”发现了它，然后控告当局企图窃听他们的谈话，使整个案子因“执法不公”而流产(撤销)。马休·威士曼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非法要求。

    后来在琳达和安德鲁·凯梅斯请求桑塔芭芭拉法院澄清有关桑塔马利亚产业的产权纠纷时，娴泰又要马休·威士曼替她伪造一张肯·凯梅斯的委托授权书。“你只管把文件打印好，其余的由我负责。”娴泰的意思是，她要在文件上伪造肯·凯梅斯的签字。这种要求简直太过分了，马休不仅当场退出会谈，而且拒绝继续为娴泰两人工作。一个月以后，经娴泰反复要求，再三保证不再干这些违法的勾当，马休才又重新回到辩护律师小组。

    当案情的进展从民事变为刑事后，娴泰担心马休没有足够的经验处理刑事案件，于7月14日又请来了第三位律师迈尔·沙其。一年后，1999年7月22日，随着麦可·哈迪和埃里克·索夫特的加盟，娴泰、肯尼的辩护小组扩展到了五人。

    7月9日，警方录下了两位公证人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的证词。

    7月10日一大早，约瑟夫·雷兹尼克把专案组全体成员和七位公诉人召集到会议室，从林肯车和苏尔曼大厦1B房间收集到的证据占去了这里的半间屋子。所有的物证都需要一一过目，最耗时的是娴泰写下的十几本笔记，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