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8日，本案预审在位于纽约唐人街中心圣特雷路100号的刑事法庭大楼开庭，讨论被告方提出的一项动议，关于不予在法庭辩论中引用娴泰和肯尼在刚被捕时说的某些“言不由衷”的话。可能是监狱的饭菜不合口味，娴泰看上去瘦了一大圈。七天的听证共有18位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最后，法官同意从记录中删除娴泰对警方说的几段话，例如，她曾经做过助理律师，她懂得她的权利；再如，假如允许她事先征求律师的意见，她也许可以向警方提供有关伊琳·苏尔曼的线索；以及肯尼对办案人员否认他有车等言论。这就是说，在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这些证人出庭时，他们不可以引用娴泰和肯尼说过的这些话，公诉方也不可以利用这些言论攻击被告。

    2000年1月27日，开始审查挑选陪审团成员。首先从近1000名候选人中用小组筛选法挑出100名左右，再逐一进行评议。被告方请来了资深犯罪心理学家亚瑟·威德博士作为顾问，他建议被告方尽可能挑选蓝领阶层，如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建筑工人和门卫等，因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娴泰则希望最好是清一色的黑人和南美族裔，“他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在她的辩护律师中，麦可·哈迪和霍赛·慕尼茨就分别是黑人和南美人。

    法官冉娜·乌维勒首先对诸位候选人解释了娴泰与肯尼被指控的罪名，讲述了伊琳·苏尔曼的失踪，然后指出，本案没有尸体、没有DNA、没有血迹、没有目击者、没有现场证据，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间接证据或旁证上的案子。

    “旁证并不比直接证据好，也不比直接证据差。没有尸体并不意味着没有谋杀。只要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即使没有尸体，你们也可以裁定谋杀罪……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尸体才能证明谋杀，没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但是你不能进入这个陪审团。”

    乌维勒法官没有提到的是，在此之前，纽约州有过两起，全美国已有十几起没有尸体，但被告最后被判谋杀罪的案例。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根据西方国家司法界的传统观念，没有尸体则不能证明被害人已经死亡，这样的案例一般只能按失踪处理。

    陪审团候选人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认识任何一位被告、律师或可能出庭的证人；在此之前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对本案的了解，是否会影响他们能否仅仅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作出裁决；是否有语言或理解上的障碍，等等。

    经过两个星期的筛选评定，组成了八女四男共12人的陪审团，其中有：公立学校助理厨师、电话公司技术员、图书管理员、股票经纪人、民政部工作人员、教师、律师事务所秘书、建筑工人、推销员、两名邮递员，和一位有经济学学位的妇女。按照惯例，第一位入选陪审团的成员为陪审长。此外还有六名候补陪审员。

    2000年2月14日，对娴泰·凯梅斯和肯尼·凯梅斯的审判正式开庭。首席公诉人康妮·佛南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了她长达3小时的发言。

    “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两名被贪婪和狂妄泯灭了良知和人性的罪犯。从加利福尼亚到拉斯维加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警方循着他们邪恶的踪迹一直追到苏尔曼大厦，在那里，他们杀害了伊琳·苏尔曼。等你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即将呈交给法庭的证据和证词，你们将会得出唯一而简单的结论：伊琳·苏尔曼已经不在人世，是这两名被告杀害了她，因为她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非得把她除掉不可。而且只要人们找不到她的尸体，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掠夺盗窃她的财产——那座价值数百万的苏尔曼大厦。”

    康妮接下去告诉陪审团，早在杀人藏尸之前很久，娴泰和肯尼就已开始精心策划如何把苏尔曼大厦据为己有。康妮提到娴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