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据不少史学家的评论，本案是“19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案例”。

    如果将本案比做一部戏剧，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有三个：约翰·崴特·韦斯特、乔治·派克曼和伊弗任·利托菲尔德。

    56岁的约翰·韦斯特和59岁的乔治·派克曼是老相识了，他们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前的19世纪初叶，两个人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乔治毕业于1809年，约翰稍后，1811年。到本案发生的1849年，乔治已经不做学问了，改行搞房地产投资和放高利贷，但因他早就有了一个博士的头衔，而这个头衔又是终身的，所以人们还管他叫“派克曼博士”。约翰仍在哈佛医学院，他在那里做了25年的化学教授，所以被尊为“韦斯特教授”。

    博士细高个儿，体格硕健，高颧骨，尖下巴，讲话底气十足，嗓门很响，咄咄逼人，处处透出商人的精明和刻薄。教授正相反，矮矮的，胖胖的，“一双小眼睛在近视眼镜片后面和善地闪动”，颇具读书人的诚实与厚道，甚或迂腐。

    博士很富，可谓腰缠万贯，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财大气粗的捐助人。据波士顿萨伏克地区有关部门的不动产资料记载，仅1848年一年，乔治·派克曼经手的房地产贷款就有111项。

    教授很穷，只靠一年1900美元的薪俸养家糊口。说“穷”其实不确切，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从大约8年前开始，约翰便不断地向乔治借贷。到1849年的11月，其债务已累计高达2432美元。有后人计算过，要是搁在20世纪90年代，这笔钱就相当于16万美元还多。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也由往昔的同学同事，日渐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然而，到了1849年11月23日这一天，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的关系又发生了急转直下的突变，也可以说，永远地结束了。

    这天上午的8点到9点之间，派克曼府上的男仆帕迪克·麦戈万替主人迎进了一位客人。帕迪克后来对警方说，他记不得这位客人的模样，只听见派克曼博士和客人相约在同一天的下午1点半见面。

    9点30分，乔治·派克曼到了他姐姐在勃朵茵广场附近的住宅，然后和他的姐夫、也是他的生意合伙人罗伯特·高尔德·肖一起去了施达特街的商务银行。派克曼博士和肖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两家人实际上是亲上做亲，因为博士父亲的原配夫人也姓肖。从银行办完事出来大约10点左右。两个人分手之前，派克曼博士没有告诉肖先生他去哪儿。

    下午1点刚过，博士走进离哈佛医学院不远的保罗·荷兰食品店，让荷兰先生往派克曼府上送6磅奶油和一桶32磅装的糖。派克曼博士临离开时交给保罗·荷兰一只棕色纸袋，那是他在昆瑟市场替他生病的女儿荷莉艾买的玻璃莴菜。100多年前，玻璃莴菜属于非常娇嫩的品种，不宜长时间携带。博士请荷兰先生把纸袋收好了，说他“过几分钟就回来”取。

    然后，1点半至2点之间，有两个小男孩看见派克曼博士朝哈佛医学院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乔治·派克曼博士一夜没有回家，并从此再没有回家。派克曼家住在培根山庄，一幢红砖的四层巨宅，与哈佛医学院相隔不过半英里。

    第二天，波士顿各报登出一则《寻人启事》：

    特告

    乔治·派克曼，医学博士，高尚正派的波士顿市民，于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