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停地给我施加压力。最后，我不得不同意帮助他。我问他那笔逾期的债款一共是多少。他说600美元。我说如果他能找到哪家银行兑现我手里的票据，我就买他的矿石。后来他又来了，还是同一天上午，说他已经找好了银行，我记得好像是乔尔斯江银行。我给他开了票据。这就是那张票据的收条，日期是4月20日。不久，他给我送来了矿石的编目和买矿石的账单，我当时没有细看就收起来存档了。6月6日，他来收账，我给他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8月3日，又给了他400美元。所有这些账目上的往来我都有他的收条。后来他又说，假如我不反对的话，他想留下一些已经列在编目上的矿石。我对他说，留下可以，只要他付利息。但他不愿意付利息。后来我们就没再谈论过这件事了。

    那以后不多久，有一天，我和派克曼博士一起在弗侬山路碰到韦斯特教授。走过之后，我问派克曼博士，韦斯特教授在哈佛的工资是多少。1900美元，他回答。我说：“那连他全家人花销的一半还不到。”然后就扯到了他问我借钱和卖矿石的事。派克曼博士马上说：“他怎么有权利卖那些矿石？他已经都抵押给我了。如果你不信，我可以给你看契约。”他带我到了他家里。我比较了他的契约和我的账单，确实是同一批矿石。他又说，他要去找韦斯特教授，给他一点教训。他说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诈骗行为，理应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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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的交叉取证时，罗伯特·肖说：“如果我不知道派克曼博士已经失踪，便不会以为那些断肢是他的遗骸。在我得出这一结论时，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实和那些毛发的颜色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