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缴了我现在穿着的这件大衣的欠款。那天以前的九天我都不在波士顿。

    我离开剑桥办公室的时间是2点零3分或2点零4分。我准备去波士顿。当时法庭大楼的钟指示的是2点。碰到派克曼博士后不久，我到了要去的第一处，在榆树路和汉诺威街交叉口的奥托·N·唐恩商店。我看了店里的钟，2点15分。

    我记得派克曼博士穿了一件黑色紧身大衣、黑裤子，戴深色帽子。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双手背在后面，神情激动，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他当时是步行。之后的星期天下午5点左右，我和派克曼博士的侄子詹姆斯·h·布拉可先生说起过这件事。

    …………

    安佐斯先生是法医陪审团的秘书，他后来一直在本案中为公诉方收集证据。有一天，他来到契约注册办公室向我了解与派克曼博士的那次邂逅。

    我告诉他，我不记得是韦斯特教授说过，在他付钱给派克曼博士之时或之前，还有两个人也在场，其中之一是医学院的勤杂工，还是我以为韦斯特教授说过这样的话。我告诉他我对这一点没有绝对的把握。他说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把这些话在纸上写下来，并签上我的名字。他说他只是想了解事情的梗概。那是他唯一一次找我谈话。

    我叫山穆尔·A·温特沃斯，我在林德街和剑桥路口做食品批发供应。

    我认识派克曼博士两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科特路，星期五，11月2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半之间。我记住了时间，是因为我每天一点钟吃午饭。我先回家吃饭，再回来换我儿子，他的午饭时间是两点。我等他回来，大约是半个多小时以后，便出发去市中心取星期六的定货。我朝干草市场的方向走，在科特路上，季德尔夫人的医药店对过看见派克曼博士。他和我在马路的同一侧。他走到勃朵茵广场停下来。我第一次想到这件事是在星期六晚上10点半，从商店回到家里，我太太告诉我有两个人挨家查问有没有人看见过派克曼博士。我马上说：“他肯定没走远，因为昨天下午我在科特路碰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