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枚硬币掉在地上。我赶紧去捡，那名女子也俯身帮忙。

    “你们是从加拿大来的？”她看着硬币问道。

    “是的。”

    “我在加拿大有好多朋友呢。”她说着，把硬币放回我的钱包。

    七点过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破旧的警局，此时距离我们遭劫已经过了五个多小时。负责录口供的年轻警官若不是身着警服，简直就像一名在集市上卖可可的小贩。他有些漫不经心地听取了事件经过，大概是觉得经过那么长时间以后，很难再捉住犯人了吧。那位女性全程为我们充当翻译。从谈话过程中，我得知她是一名律师，此人虽然相貌不美，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如同神明一般。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们录完了口供，警察又指着雪子说了句什么。准确地说，是指着她胸前挂着的望远镜说的。

    “他问你们强盗有没有碰过这架望远镜。”女律师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雪子说。

    “为什么要问这个？”我问。

    “可能会留下强盗的指纹，所以他想请你们先上交给警署。”

    “那还是先上交吧。我们也搞不清犯人有没有碰过。”

    听我这样说，她的表情有些复杂：“虽然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我觉得还是不交给警方为好。”

    “为什么？”

    “因为他很可能就不还给你们了。”

    我非常惊讶，朝那名年轻警官看去，只见他正贪婪地盯着雪子的双筒望远镜。我又朝女律师望了一眼，她露出一副“此地的警方就是如此”的表情。

    “我想起来了。”我说，“他们没碰过。”

    还是这样说为好，她点点头，替我们翻译了。警察一言不发。

    录完口供以后，警察用警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女律师临走之际给我们留了电话号码，让我们有麻烦的时候再去找她。

    八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旅馆。我真想马上回房，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房间钥匙被抢走了。我们跑到大堂，服务员们看见我们满身泥水的狼狈相，无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一名日本服务员接待了我们。

    “这种事儿可真不多见哪！”这名姓佐藤的服务员感慨道，“我还从没听说过有日本游客摊上这种倒霉事儿呢。”

    “但我们遇到的可是真事儿。”雪子赌气似的说。

    “嗯，那是，你们也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啊。但是你们怎么会孤身进那种林子呢，一般的游客可不会这么做啊。”

    “我可是听说哥斯达黎加的治安还不错呢。”我说。

    “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佐藤立刻睁大眼睛，认真地说：“哥斯达黎加可是中南美最安全的国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多接待一些日本游客。你们碰上的事件绝对是例外。如果你们就此认为哥斯达黎加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我们可就为难了。”

    他的口吻非常激烈，好像是生怕我们回日本以后大肆宣传似的。

    我也懒得与他多费唇舌，只请他给我们换了房间，虽然那两名强盗不至于胆大包天地到这家旅馆投宿，但我们只要一想到房间钥匙在他们手中，就满不是滋味。

    进了房间，我脱下衣服，一头倒在床上，真想就这样睡过去，但现在可不是时候。我让雪子先去洗澡，随后分别给信用卡公司和旅行支票发行机构打去电话，讲述了遭劫的经历，办妥了相关手续。

    接着，我又拨通了秘书格蕾丝的电话。

    “hello。”听筒那端传来那个熟悉的沉闷而阴郁的声音。

    “是我啊。”

    “哦，是你啊，泰德。”泰德是我的英文名在。

    听到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