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我一向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只是我的习惯，一个小小的怪癖。我不用缴税，所以就改向上帝缴钱。

    我从没真正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确定我会喜欢我的答案。我还记得在圣尼古拉斯大道旁边那条小巷子里，有个念头忽然闪过我的脑际：我没奉献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得死在这孩子手里。其实我并不真信那套，也不认为世界真是循着那个逻辑运转。我只是奇怪自己竟然起过那种念头。

    我掏出皮夹，数了两百八十五块出来。我攥钱坐着，然后又统统放回皮夹——只留一块钱。我至少可以买根蜡烛祈祷。

    那天下午，我一路走到金的大楼。当时天气不坏，而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经过门房，径自走入她的公寓。

    我进门第一件事便是把那瓶“野火鸡”倒入水槽。

    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少道理。她那儿还有其他很多种酒，我并没有一一清掉。但“野火鸡’已经带有象征意味。每回一想到那公寓，脑里就会浮现酒瓶的模样，而伴随这图像的则是对酒色香味的生动记忆。等酒完全流入水槽后，我才松了口气。

    然后我又回到前厅，检查挂在橱里的毛皮外套，衬里缝上的标签，说明这是染色的lapin皮。我查分类电话簿，随便找了个毛皮业者打电话去问，才知道lapin是法文。

    “字典里头可以找到。”对方说，一般美语字典都有。这字现在已是英文，由毛皮业引进来的。就是兔子的意思。

    正如钱斯所说。

    回家路上，有什么引发了我喝酒的欲望。我甚至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刺激了我，只记得我的反应：想像自己一边肩膀抵着吧台，一只脚踩在铜栏杆上，钟型杯握在手里，锯木屑在地板上，我的鼻孔满是霉旧的老酒铺的味道。

    饮酒欲其实不强，而我也没真打算付诸行动，不过倒因此想起我对简的许诺。因为不是觉得非喝不可，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找她，但我还是决定找她。我花了一毛钱，在市立总图书馆附近拐角的电话亭拨了她的号码。

    我们的谈话一直有车声干扰，所以只能轻松简短地聊聊。我没机会提到桑妮自杀，也没讲起那瓶“野火鸡”。

    我边吃晚饭边看《邮报》。桑妮的自杀在那天社会版占了几段，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邮报》往往为了促销报纸制造假象。这回他们引读者上钩的卖点是，强调桑妮和两个礼拜前在旅馆被剁成碎片的金·达基嫩分享同一个皮条客。因为找不到桑妮的照片，所以他们又登一次金的照片。

    不过报导的内容可就没办法像头条标题那么耸动。他们只能说她是自杀，外加一些不着边际的猜测，说桑妮自杀是因为她知道有关金被谋杀的内幕。

    两腿被我打断的男孩仍然没有上报。但不用说，报纸从头到尾还是少不了谋杀和犯罪等等陈年调味料。我想到吉姆·费伯说过要放弃报纸，不过我知道自己目前无法做到。

    晚餐后，我到前台拿信。还是平常收到的垃圾传单，外加钱斯要我和他联络的口信。我打到他的服务处，他立刻回电问我案子进展如何。我老实说毫无进展。他问我是否打算坚持下去。

    “再撑一阵子。”我说，“我只是想看看前头有路没路。”

    他说警察一直没有骚扰他。他整天都在忙着桑妮的丧葬事宜。金的遗体被运回威斯康星州的老家，但桑妮没有亲人认领。

    目前他已安排好要把桑妮的遗休运出太平间。纪念仪式决定在西七十二街的库克殡仪馆举行，时间是礼拜四下午两点，他告诉我。

    “早先实在也该为金办的，”他说，“只是一直没有想到。其实主要是为了女孩们的士气。她们都快疯了，你知道。”

    “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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