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客时被逮过一次？”

    “多年前。”

    “她有个皮条客叫达菲，对吧？甜心也有皮条客吧？”

    “可能。有些流莺是有，不过大部分没有，就我所知。也许我可以打听看看。”

    “也许你可以。”

    “我好几个月没看到达菲了，曾听说他死了。我会四处问问，不过很难想象，金这样的女孩跟长岛来的小犹太会有什么共同点。”

    犹太皇后和牛奶皇后，我想着，然后想到唐娜。

    “也许她们是姊妹。”我说。

    “姊妹？”

    “骨子里。”

    我想吃早餐，但到了街上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早报，而且我马上发现拿它配培根煎蛋大有问题。“旅馆开膛手又开杀戒”，头条标题耸人，配上大字照片说明，变性流莺在皇后区被屠。

    我折起报纸，塞在腋下。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想做什么，看报还是吃饭，但我的脚为我做了决定，做了第二个选择。我走过两条街，才发现我正朝着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走去，看来我是想赶上十二点半的聚会。

    管他的，我想。他们的咖啡不比别处差。

    我一小时后离开那儿，到百老汇大道一家在拐角的希腊咖啡店解决早餐。我边吃边看报，现在我好像已经无所谓了。

    报纸讲的我大概都已知道。据报导，受害者住在东村，我不知怎么以为她住在隔条河的皇后区。加菲倒是提过弗洛勒尔帕克区，就在穿过州界后不远的拿骚县内，显然她是在那里长大的。据《邮报》说，她的父母几年前死于飞机失事。马克·萨拉·甜心唯一活着的亲人是她哥哥，阿德里·布劳斯坦，他做珠宝批发生意，住在福理斯特希尔，办公室设在西四十七街。

    他仍在国外，目前还没人通知他甜心的死讯，他弟弟的死讯？还是他妹妹的？对变过性的亲人该怎么称呼？一个事业有成的商人会怎么看待变成妹妹的弟弟一个晚上连接数位嫖客？甜心·布卢的死对阿德里安·布劳斯坦有何意义？

    对我又有何意义？

    任何人的死都损及于我，因为我与全人类息息相关。任何人的死，任何男人、女人、变性人的死。但他们的死真的损及于我吗？我是真的关心吗？

    我可以感觉到点三二的扳机在我指下颤动。

    我又点了一杯咖啡，读起另一则报导：有个年轻的士兵休假回家，在布鲁克林路边篮球场和人临时玩起斗牛。某个观赛者的口袋掉出手枪，落地时走火，子弹击中这名年轻的士兵，他当场毙命。我从头到尾又看一遍这个报导，坐在那里摇了摇头。

    又多一种死法。老天，还真有八百万种死法，不是吗？

    当晚八点四十我溜进苏荷区王子街一家教堂的地下室。我盛杯咖啡，找位子时，环视房内看见简坐在哪里。她坐前排靠右。我坐后排，靠近咖啡机。

    演讲的女人三十多岁，酗酒十年，最后三年浪迹在充斥廉价酒馆、旅社的鲍厄里街靠乞讨和擦车窗买酒度日。

    “就算在鲍厄里街，”她说，“也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有些人随身携带刮胡刀和肥皂，我马上被吸引到另一批人中间——那些人从不刮脸，不洗澡，不换衣服。我脑袋里有个小声音在说：‘丽塔，你跟他们臭味相投。’”

    休息时间，我在简往咖啡机走时拦住她。她似乎很高兴看到我。

    “我正好在这附近，”我解释道，“而且看看又是聚会时间，我想到也许可以在这儿见到你。”

    “噢，我固定来这儿聚会。”她说，“散会后一道去喝咖啡，好吗？”

    “当然好。”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结果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围坐在西百老汇大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