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核对我的说法，我希望有一个或几个人跟着他，核对他的验证，而且必须说明，那里有困难，有危险。索摩里先生需要一个年轻的同事。我可以征求志愿者吗？”

    这不正是格拉迪斯说的机会吗？格拉迪斯会要我去的。我站起身来。“我去，主席先生，”我说。

    跟我在一块的塔尔甫·亨利小声说，“坐下，马隆。不要自己在大众面前当俊瓜。”就在这同时，我看到了又一个高瘦的男人，黑头发，从我前面儿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愿意去，主席先生，”他一再重复地说。

    “名字！名字！”听众喊着。

    “我的名字叫爱德华·顿·马隆，我是《每日新闻报》的记者。”

    “你的名字哪，先生？”主席问那个瘦高男人。

    “我是约翰·腊克斯顿勋爵。我去过亚玛逊河，我知道它的沿岸一带。”

    “约翰·腊克斯顿勋爵作为体育家和旅行家的声誉的确是举世闻名的，”主席说，”同时在这样的探险中有一位报界的人员参加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动议，”查沦杰说，“这两位先生被本次会议选为代表，陪同索摩里教授登上旅途，来考察并报告我说法的真象。”

    就这样，在叫喊和欢呼声中，我们的命运被决定了。不一会我就在利简特大街银色的灯光下走着，满心想着格拉迪斯和我的未来。

    忽然我的胳膊时被碰了一下，我转过身来，瞧见了那个志愿和我一起参加古怪远征的瘦高男人。

    “马隆先生，我想是，”他说，“我们结成伙伴了，是不是？我住在阿尔巴尼，过了街就是。也许你肯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有一两件事我想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