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个借口，这是她在匆忙中捏造出来的。她认为有必要对自己呆在客厅的原因作一番解释——顺便问一下，对这件事你可能从未想到去询问一下吧？我当时想这样做很可能出于这么一种印象，认为她动过银柜，但我现在认为有必要寻找另一个原因。”“是的，”我说，“她出去跟谁会面？为什么要跟那人会面呢？”“你认为她是去会见某个人吗？”“是的。”波洛点了点头。

    “我也这么认为。”他若有所思地说。

    谈话停顿了一会儿。

    “顺便说一下，”我说，“家姐托我带给你一条信息。她说拉尔夫·佩顿的靴子是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我告诉他这条信息时，眼睛仔细地察看着他的——表情。一瞬间我发现他的神情有点烦乱，不过一瞬间又恢复了常态。

    “她能绝对肯定不是棕色的吗？”“绝对肯定。”“啊！”波洛非常懊丧地说，“太遗憾了。”他看上去有点垂头丧气。

    他没作任何解释，马上转了个话题。

    “女管家拉塞尔小姐那个星期五早上找你看病——能不能冒昧问一声你们谈了些什么？我的意思是除了跟看病有关的细节问题。”“完全可以，”我说，“跟疾病有关的问题谈完后，我们谈了一些毒药问题，还谈了有关中毒后是否能够检验出结果的问题，最后学谈了吸毒和吸毒者的问题。”“尤其是可卡因，是吗？”波洛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感到有点吃惊。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起身走到归档的报纸跟前，拿了一份九月十六日的星期五的《预算日报》给我看，上面有一篇关于可卡因走私的文章。内容耸人听闻，叙述生动形象。

    “这就是她谈起可卡因的原因，我的朋友。”他说。

    我原想进一步询问，因为我还没弄懂他的意思。但就在这时门开了，杰弗里·雷蒙德出现在门口。

    他走了进来，还是跟往常一样气色很好。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俩打招呼。

    “你好，医生。波洛先生，这是我今天早晨第三次来你这里了，我到处在找你。”“那么我先走了。”我尴尬地说。

    “不要因为我而走，医生。不要走，就呆在这里吧。”他说话时，波洛向他挥了下手，让他坐着说。“我是来坦白的。”“En verite（法语：真的吗）？”波洛和气而又关注地问道。

    “嗯，只是一点点小事。但事实上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的良心一直在折磨着我。你指责我们所有的人都隐瞒了一些事情，我服罪，我确实有件事瞒着你。”“是什么事，雷蒙德先生？”“我刚才已经说了，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是这么回事，我负了一笔债——比较大的一笔债，就在这危难时刻，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得到一笔遗产——艾克罗伊德留给我的五百英镑。这笔钱能帮我渡过难关，而且还有点结余。”他坦然地向我们俩笑了笑。这位年轻人的微笑确实讨人喜欢。

    “你是了解情况的，那些警察非常多疑，如果我承认手头拮据的话，他们肯定会怀疑到我头上来。但我确实太傻了，因为从九点三刻到十点，布伦特和我一直在弹子房，所以我有无可辩驳的旁证，证明案发时我并不在现场。我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但你昨天严厉地指出每个人都隐瞒了一些事，听了这番话我受到了良心的责备，我想还是把它说出来好。”他又站起身，向我们笑了笑。

    “你是个有头脑的年轻人，”波洛边说边赞许地点了点头，“跟你实说，当我知道每个人都对我隐瞒了一些事情时，我想有些隐瞒的事可能非常严重。现在你把隐瞒的事讲了出来，这样做就对了。”“能摆脱嫌疑我感到很高兴，”雷蒙德笑着说，“我该走了。”“就这么点小事。”当年轻的秘书出门后，我说了一句。

    “是的，”波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