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走进雷切特的包房，想跟他说话，但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立即按铃叫列车员，于是，就象你所说的那样，一想苗头不对──他怕被指控谋杀，就学起雷切特的说话声音来。”

    “这倒有可能。”鲍克先生勉强表示同意。

    波洛看了看哈伯德太太。

    “啊，夫人，你是想说──？”

    “是的，可我不太清楚我要说些什么。你认为，我也忘了把表拨慢了吗？”

    “不，夫人。我想，你是听到这个人走过你的房间的──然而，是无意识的。后来，你作了个梦，梦见一个男人在你房里，你惊醒了，就按铃叫列车员。”

    “呃，我想，这是可能的。”哈伯德太太承认了。

    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很直率地看了波洛一眼。

    “你怎么解释我那女佣人的证词，先生？”

    “很简单，夫人。你的女佣人认出了我给她看的手帕。她想掩护你，可不那么高明。她确实碰到过一个男人──但要早些──当列车停靠在文科夫戚站时。她故意说她是那以后的某个时间见到他的，稀里糊涂地想为你提供一个作案时你不在场的证据。”

    公爵夫人点了点头。

    “一切你都想到了──先生──我，我佩服你。”

    餐车里一片沉默。

    突然，康斯坦丁大夫捶了桌子一拳，所有人都跳了起来。

    “可是不对，”他说，“不对，不对，还是不对！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在许多次要方面有漏洞。谋杀的经过，肯定不是这样──波洛先生完全清楚这一点。”

    波洛转过头来，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我知道，”他说，“我还要给你们第二个结论呢。可是别太快地把这一结论忘了。

    也许你们以后还会同意这第一个结论的。”

    他回转身，仍旧面对其他人，说：

    “对这个谋杀案，还有另一个可能的结论。我是这样得出的。”

    “听了所有的证词后，我就背靠座椅，合上双眼，开始思考起来。某些东西看来值得注意。我把它们一一列举给我的两个同事。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迹等等。我将简要地指出剩下的几点。第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鲍克先生的一句话。那是列车离开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天，在餐车里吃中饭时说的──得到的印象是，聚集在这儿的一伙人很有趣，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不同，有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和来自不同的国家。”

    “我同意他的看法。然而，一想到这个怪现象，我就设想过，这样一伙人再任何其它情况下，是否有可能聚集拢来。我自己作的回答是──只有在美国。只有在美国，这个家才可能由来自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所组成──一个意大利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法国女佣人等等。我的‘推测’方案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象一个导演选派角色那样，确定各人在阿姆斯特朗这出戏中所扮演的特定的角色。就这样，我取得相当有趣而满意的结论。”

    “同时，我还用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各人的证词。比如说，第一个证词，那是麦克昆先生的。跟他的第一次交谈，我感到非常满意。然而，在第二次时，他说了一句相当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信，这封信上提到了阿姆斯特朗案件。他说：‘但是，可能肯定──’然而，他停了停，接着又说：‘我是说──那老头儿是相当粗心的。’”

    “于是，我就感到这不是他原来打算说的话。假设，他原来打算说的是：‘但是，可以肯定，信已经烧毁了！’这样的话，麦克昆肯定知道这封信以及信已经被人烧毁了──换句话说，他不是凶手就是凶手的同伙。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