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顺手，不仅显得娴熟，而且充满热情。三个星期以后，我把一部已经写上一首“咏叹调quot;的半成品草稿给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即从手稿中把那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当他念第二遍的时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显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说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要到德国去作一次为期数周的访问演出，等他回来以后一定马上排练我的这出短剧，因为这出剧是属于城堡剧院的。随后他叉向我许诺说：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要把这出剧当作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出剧对他来说就像自己的一只手套那么合适。他握着我的一只手，由衷地摇晃了三遍，把这句话也重复了三遍： “像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

    我终于在报纸上读到凯恩茨访问演出回来的消息。出于礼貌，我迟疑了两天，没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搅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我说：“请交给宫廷演员凯恩茨先生!quot;那老头透过夹鼻眼镜惊愕地望着我，说道：“您真的还不知道吗?博士先生。”不，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早晨就把他送到了疗养院。”那时我才获悉：凯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来的，他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无预感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动了手术。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报道，我们还敢希望他会康复。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过他。他躺在那里，显得非常疲倦、憔悴、虚弱，在皮包骨头的脸上，一对黑眼睛比平时显得更大了。……他苦笑着对我说：“上帝还会让他演出我们的那出剧吗?那出剧可能还会使他康复呢。quot;可是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继续坚持戏剧创作是一件多么不快的事。而且在我还没有把一部新剧作交给一家剧院以前，我就开始忧心忡忡。德国最有名的两位演员在他们把我的诗体台词当作生前最后的节目排练完后就相继去世，这使我开始迷信起来——我不羞于承认这一点。一直到若干年后，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写剧本。当城堡剧院的新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行家和演讲大师——很快采纳了我的剧本时，我几乎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看着那份经过挑选的演员名单……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员们，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曾打算亲自导演我写的悲剧《大海旁的房子》，并已写完了导演手本。

    但事实是：十四天后，在初次排练开始以前，他就死了。看来，对我戏剧创作的咒语还一直在应验呢。……在1931年完成了一部新剧《穷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给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时为他保留那个主角……

    我心里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释为是意外的厄运。可是在他们以后，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呢?因为我根本没有同意让他扮演《穷人的羔羊》中的角色，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一出新剧。事情是这样的：许多许多年以后，即1935年的夏天——我在这里把自己的编年史中的时间提前了——当时我在苏黎世……他说，皮兰德娄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Nonsi sa mai交给他来首演，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举行首演，而是要举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也就是说，首演应当在维也纳举行，并且要用德语……但是皮兰德娄怕在翻译过程中失去了他的语言的音乐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个殷切的希望，即希望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译者，而是希望由我来把他的剧作译成德语……于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搁了一两个星期；几周以后，皮兰德娄的剧本将用我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