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森坐在办公桌旁，指尖无声地敲打着吸墨台。在他右手的一个烟灰缸里，一支被忽视的香烟正在慢慢地燃成灰烬，一缕烟雾正在笔直地不断地向上升腾，尔后变为一种螺旋状，最后消散为一缕缕淡蓝色的细小的雾气。

    德拉·斯特里特了解他的情绪，她坐在办公桌的另一侧，铅笔悬垂在一个速记本上，为了不干扰他集中精力，她始终一动不动。

    沉思中的梅森双眼直勾勾的，最后他说：“把这个记下来，德拉。让我们来以那一假设作为开始吧，即阿伦向我们说了谎。那件物证是直接与她的故事相违的。她为什么说谎？破折号，是因为她有罪吗？破折号。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她会编造出一个会与事实相符的谎言来的。那个姑娘相当聪明。她为什么要撒一个与事实不符的谎呢？”

    德拉·斯特里特把梅森的评论都记了下来，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梅森说：“她一定在保护某个人。但这样一个故事怎么保护任何人呢，而且那个某人是谁呢？破折号，那能是谁呢？”

    梅森慢慢地，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地摇了摇头。

    他把椅子向后推离开办公桌，摁灭了烟灰缸里那支烟，站起身，踱起步来。

    突然，梅森一步只迈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他旋转身，对德拉·斯特里特说：“好吧，德拉，把这个记下来。假设委托人没在说谎呢？破折号。那么那些确凿的事实为什么与她的故事不符呢？破折号。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我们掌握的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梅森“啪”的一下用拳头击打了一下办公桌。“该死，德拉，”他叫道，“记下来！我要让人做一个标牌，我要把它挂在我办公桌后面的墙上。努力去信任你的委托人。”

    “你认为她在说实话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她在说实话，”梅森说，“而我落入了一个辩方律师可能落入的最糟的陷井。”

    “那是什么？”德拉·斯特里特焦虑地问。

    “使我自己被检方的推断施了催眠术，认为，只是因为看上去证据支持他们的说法，那些事就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发生的。”

    德拉·斯特里特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梅森需要有人来帮助他理清思绪，便说：“你的意思是，那一证据可以有两种解释。”

    “它应该有，”梅森说，“那个关键证人是彼得·莱昂斯，他们很不愿意让那位警官露面。”

    “你认为他们很勉强？”她问。

    “当然了，”梅森说，“他们尝试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办法，来阻止我对彼得·莱昂斯进行提问。那么，彼得·莱昂斯究竟有什么要说的，会打乱他们的步骤呢？”

    “他们使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证人。”德拉·斯特里特说。

    “那正是问题所在，”梅森说，“他们故意贬低他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怕我要提高他的重要性。而为什么呢？”

    “可能有什么原因呢？”德拉·斯特里特问。

    “因为，”梅森说，“彼得·莱昂斯要对某件会对我的案子有所帮助的事做证。他们已经竭尽全力来阻止我对他进行提问了。莱昂斯正在无法找到他的地方这件事，纯粹是胡说八道。那是一种拖延搪塞。”

    “为什么呢？”德拉·斯特里特问。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吧。”梅森说，“一个律师必须总是去符合逻辑地看待事物，从一个不受约束的角度去看。什么时候他由于把某件事当成想当然的事而误入歧途的话，他就失败了。我说，我们知道彼得·莱昂斯要对什么作证了，因为唐纳德·卡森告诉了我们。”

    “但那位地方副检察官说实话了吗？”德拉·斯特里特问。

    “他当然说了，”梅森说，“他不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