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濑沼律师查的是什么案子，警方问过事务所的职员，谁也不得而知。律师没有露过一点口风。所以所员说：

    “先生办什么绝密的案子时，从来不告诉我们。田九原先在警察署当过刑警，是先生硬是挖墙脚把他挖出来的。因为他有特殊本领。擅做秘密侦查。凡有这类事，先生常托他去办。”

    警方为了查明濑沼律师经办案件的内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丝毫没有头绪。律师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凡是秘密事项，他都记在一个大记事本里，带在身上。本子也随着律师的失踪而失踪了。

    归根结底，除了尽快找到律师之外，别无良策。

    侦查的焦点，在于查明律师被绑架到什么地方，可是一点线索也没有。据当时站在附近的目击者说，律师被押上去的那辆车，是大型小轿车。由此判断，不是自备汽车，就是包车，不可能是街上揽生意的出租汽车。但目击者的观察，未必准确，尤其是在晚上，没准将中型看成大型。不用说，警方在市内所有出租汽车公司彻底查过一遍，依旧是徒劳无功。既没有人报告当夜看见过那辆汽车驶过，也没有任何可靠的线索。

    至于被绑架到什么地方，有两种说法。一说仍在东京市内，另一说已被带到其他县份了。起初市内说较为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地说又占了上风。

    濑沼律师的相貌一般都知道。警方印了三万份律师的照片，发给全国各地。在东京、上野、新宿、品川等各车站派了许多便衣警察予以警戒。估计犯人一伙在东京潜伏一时后，转移到外地去。

    对东京市内的侦查，虽然几度频于绝望，但警方并不放弃努力。近年来，废除了派出所对管区内调查户口的做法，这给侦查犯人带来很大不便。在拥有八百万人口的东京市内，要寻找一个失踪者，无异于大海捞针。警方只有依靠顽强的毅力来对付这件案子。

    各火车站戒备森严。检票口等处，站着一个个刑警，注意观察每一个乘客。

    在东京站警戒的一位刑警，换班回到了专案组，在闲谈中跟同事谈起团体旅客和病人的事，已经是两天以后了。

    “扼，你说什么？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走过来问话的是坐在较远处的一位老刑警。

    “外地来的团体客中，有人生病，用担架抬上火车。”近视眼刑警见对方气势汹汹，呆呆地望着他。

    “什么时候的事？”

    “晤——两天以前，二十八号。”

    “混账东西，为什么不早报告？”资深的刑警大声申斥道。

    立刻打电话去问东京站客运科，说是用担架从搬运小件行李专用通道抬到电梯里，然后上月台，抬进车厢的。警方得知这一情况后不由得紧张起来。尤其是听到陪伴病人的那伙旅客，没有在目的地歧阜站下车，而在中途销声匿迹了，更是乱成一团，以为是中了圈套。

    “是戴真圆会臂章的吗？”又在电话里问客运科。

    “是的。是由歧早的真圆寺组织的，先派来一位代表，四十来岁的和尚，同我们商量病人的事。”站务员答道。

    “既然是团体代表，总该记下姓名和住址吧。”

    “没有记下。因为他们不到三十人，不作团体客处理。”

    “那么，你知道他们多少人。”

    “准确数字不知道，他们说有二十三四人。”

    于是又找来当时那趟列车的乘务员。

    “戴臂章的人全是三十来岁的壮汉。病人躺在双人座位上，毛毯把睑盖住一半，好像是睡着了。对面坐着两个人照料他。不知什么缘故，一过小田原，臂章全搞了。一直到滨松，他们都还在车上。火车从尾张一宫发车后，我去看了一下，座位上全是别的旅客了。这趟车很拥挤。一有空位，马上就坐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