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在夜间他总是单独一人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爆炸声中出去，去杀人。总是在黎明前回来，强迫我们一步步逼近基地营。我认为那简直是自杀。”

    “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必须给你们个理由。你们也是美杜莎成员，又不是士兵。”

    “他说那是唯一活着出去的途径。这个说法合乎逻辑。我们当时距离部队很远，需要从基地营找到给养——如果我们能够占领它的话。他说我们必须占领它。我们别无选择。谁要跑，他就让谁的脑袋吃子弹——这个我们知道。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占领了营地，找到了名叫韦布的人，差不多快死了，可还有口气。我们还找到了两名失踪队员，他们活得相当不错，看到我们目瞪口呆。一个白人和一个越南人，他们是被越共收买的，用来诱捕我们——诱捕他，我想。”

    “该隐？”

    “是的，那越南人先看到我们，逃走了。该隐的枪打中了那个白人的头部。我知道，他笔直向他走去，把他的头打开了花。”

    “他把你们带回来？穿过边防线？”

    “我们之中的四个人，是的，还有叫韦布的那个人，另外五人死了。就在恐怖的归途上，我想我总算明白了那谣传可能是真的——他是美杜莎中间待遇最高的成员。”

    “从哪一方面说？”

    “他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人，最危险和叫人完全难以捉摸的人。我想当时对他来说是一场奇特的战争，他象个宗教改革者、殉道者，可是没有宗教原则，只有以他为中心的古怪的道德观。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他对敌我双方都毫不关心。”中年人又停了一下，眼睛盯着画板，思想却显然到了几千里外，然而又及时回到了身边，“记住，美杜莎充满各种亡命之徒。许多是痛恨共产党的妄想狂。杀一个共产党，基督就会微笑——基督教义的古怪例子。其他人——象我这样的——家财被越盟抢走了，唯一归还的途径就是美国打赢战争，法国在奠边府把我们给抛弃了。可是也有几十个人看到了能从美杜莎发笔财，邮袋里通常装有五万到七万五千美元。一个信使来回跑上十次到十五次，中饱一半，就可以在新加坡或吉隆坡退休或在金三角地带开设自己的贩毒网点。除了酬金高，而且经常能赦免以往的罪行以外，还有无限的机会。我把那奇怪的人放在这一类当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当今世界的海盗。”

    贝热隆松开了双手：“等一等。你刚才说，‘一个由他指挥的任务’。美杜莎里面有军人，你是否能肯定他不是美国军官？”

    “肯定是美国人，可绝对不是军人。”

    “为什么？”

    “他痛恨军队的一切，在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都包含对西贡司令部的嘲讽。他认为陆军愚蠢无能。有一次，在三关，无线电发来了命令，他关掉无线电，叫一个团长见鬼去——他不接受这个命令，一个陆军军官是不会这么干的。”

    “除非他打算放弃他的职业，”设计师说，“象巴黎抛弃了你一样，于是你就尽你所能从美杜莎偷钱，开始经营你自己的算不上是爱国的活动——在你所能到的任何地点。”

    “我的国家在我背叛它之前就辜负了我，勒内。”

    “再说该隐的事。你说他用的名字不是伯恩，那会是什么？”

    “我记不起来了。象我刚才说的，对很多人说来姓名无关紧要，我只叫他‘德尔塔’(棒槌学堂注：“原文也可意释为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不。是希腊字母，我想。”

    “阿尔伐，布拉沃，查理……德尔塔，”贝热隆若有所思地用英语说，“可是在很多次行动中‘查理’的代号由该隐代替了，因为‘查理’已成为越共的同义词。‘查理’改成了该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