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是找他帮我弄一些和案件相关的信息，他就总是抱怨身边的土豆堆成了山——看来，侦探助手这个职位，并不适合他。

    老吉姆委托我寄出的小说，最终也仅只在副刊上发表了一个节选——哪怕这样，很多不知情的侦探小说爱好者们也都致信大众侦探专栏编辑部，声明这个节选抄袭了现实中那个“影子杀手”案的创意，要求对作者提出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为此，《自由意志报》副刊甚至专门刊登了一个声明，表示此篇小说是匿名寄出的，作者并没有交代此篇参考了某个真实的案例云云。哈，只有我才知道——这篇小说确实就是货真价实的自传体。不知老吉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会作何感想为了尊重原作者的决定，我并没有向编辑部发出一份要求“寄回原稿”的信函——也因此，我看来是再没机会知道那篇小说的结局了：不过，说不定老吉姆设定的结局，偏巧和现实中的一样呢？天知道！

    我没有再给莱奥诺蕾小姐去过电话，倒不是因为我对她究竟是不是吕根曼先生当时计划的同谋不感兴趣：我将她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顺带一提，关于我意外得到的这笔奖金，根据《自由意志报》前段时间里刊载的、关于本案周边事件的一个专题报道里所述，倒确实是吕根曼先生在1988年3月设下的（吕根曼先生当时曾在该报发表过相关的悬赏声明，只不过由于此案迟迟未被侦破，才一直很少被媒体大众所提起），而不是罗德·施密茨为了收买我而作出的、大手笔的凭空捏造。

    反正，如果没有这笔奖金，我现在大概已经从职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和蒙歇利·佛罗伊若普先生类似的工作，此刻正为着某段漏水的水管而忙活呢！

    好了，无论如何，一个案子改变了我的人生——可以这么说。

    上周三邮局转寄过来一个包裹——里面是几本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本

    和一本简装版的。这个本来是寄到十一分局的包裹，署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性名字：不过，看到那本，我就能猜到——寄件人正是坎普尔的继母。

    这大概是为了报答那几个甜面包圈和苏打饼干，以及纠正我语言水平的“拙劣”罢——我这样想着，将那几本原属于坎普尔的书放在了我身后的书架上。

    本周的每一天都异常繁忙（老实说，这种“繁忙”主要是一些琐碎案子造成的——有趣的案子永远都不会给人以“繁忙”的感觉），但这最后一个工作日却奇迹般地清闲了下来。

    我因此有时间去看看我那一周都没有碰过的邮箱。

    在丢掉一大摞的广告和帐单之后，我找到了两张比较有意思的卡片：

    一张橘红色的卡片上画着一幅儿童画：画的右侧是两只兔子，左侧站着一个满脸笑容的小女孩，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牵着她的手——这个男人的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只小铲子，图画的背景中画满了各式各样的花。

    卡片的背面是小作者的签名：

    娥蔻·法尔彤我笑了笑，接着看另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就显得单调乏味得多了——也就是一张空白的、署名为汉斯·穆斯卡林（Muskarin）的粗糙名片纸，上面用潦草的花体字写着：

    三个魔鬼本不该那样死去你看过我的标注，我的朋友我们会再见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