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我回到家，得知了我们要搬家的消息。

    这一整天已经让我疲惫不堪，而从今往后，更是再也没有轻松的日子了。

    我的老师，我本可以倾吐心声的人，如今对我的态度就好像我做了什么伤害她的事一样。

    我的朋友——我一度将他们视为朋友，现在仍想竭力维系住友谊的人——却对我避而远之，形同陌路。我们一家都遭到了排斥。

    没人控诉我，也没人指责我。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毕竟我什么都没做。

    从父亲被捕的那天起，他们的态度就变了。

    我没有得到一句解释。

    事实上，我也不能期待谁会对我解释。

    他们的这种姿态，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只不过，这次针对的人是我。

    我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犹太人。甚至也不是斯拉夫人。

    我的罪名……我的罪名来自我的父亲，我亲爱的爸爸。

    我来到家门前，伸手推开那扇破裂的木门。生锈的铰链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我朝阴郁的屋内瞥去，跨过门槛，驻足，让自己的眼睛适应幽暗的光线。

    “安卡？”

    “妈妈。”

    我在熄灭的壁炉边看见了妈妈的身影，她坐在一张木凳上。尼古拉在她身边的地板上睡着了，春夜寒凉，只有一条粗麻布为他提供少许温暖。我奔上前抱住了妈妈，我们紧紧相拥着，仿佛分开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不是短短的一天。

    接下来的一阵沉默，使我警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我松开了手臂，看着妈妈的眼睛，想找出一丝线索。

    我发现她哭过，我的眼睛也湿了。但我隐约意识到一种责任感，硬将泪水忍了下去。

    “怎么了，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母亲将我轻轻拥入怀中。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胸脯起伏，想着要如何回应我。当那些话终于从她口里说出时，我并不觉得惊讶，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减少它们带来的不快。

    “我们得搬家了，安卡。”

    我一动不动，让这个信息慢慢嵌入脑中。妈妈转过了脸，不敢与我对视。

    爸爸被处决之后，我们被告知也许得搬到另一个镇上去。他们说，这么做是为了减轻我们的痛苦。那个军官看起来像是个和蔼的人，他对我们的温言关怀明显是出自真心。但他和那些杀害爸爸的人穿着同样的制服，我们又要如何相信他呢？

    “我们要搬去哪儿？”

    我随口问道，只是为了打破沉默。目地的根本不重要，那个陌生的地名我过耳便忘了。我已经在想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走，妈妈？”

    “明天，中午。”

    这个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明天？可是……”

    我没有说下去，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反对理由站不住脚。我们需要打点的行装少得可怜。那些未被纳粹党作为惩罚没收的家当，之后也很快都变卖掉了。我们的家具——那些没有拿去换取食物的——也都被拆了当柴烧，好让尼古拉在夜里能有炉火取暖。至于衣物，除了我们身上穿的便所剩无几。而且现在我们……我……甚至没有朋友需要道别。妈妈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

    “我们得先去布加勒斯特，到了那里，会有人指示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我们必须在明日午前到达车站，安卡。”

    听见车站，我的脑海中顿时涌现出一幕幕回忆。我坐在火车上。康斯坦察。蒸汽的嘶嘶声。车轮用力刹住时的前倾。那是我十一岁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

    “我们是不是要去很远的地方，妈妈？”

    尼古拉醒了。我的思绪又跳回到现实中——摆在面前的冷冰冰的现实。

    尼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