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起床的号角响起时，黎明的光线仍在挣扎着试图驱散黑暗。我听见头顶上方的小屋传来骚动的声音，远处走来了一拔士兵，来到这间营房和相邻的几间营房前，打开上锁的房门，用粗暴的德语发号施令。不一会儿，营房前的广场便陷入了一片吵嚷混乱之中，那些劳工们——全都是男人——身影交织往来，穿过空地去使用公共厕所。

    我们总算是来到了工人聚居的区域，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可我的担心也成了事实，营地的确是隔离管理的，这里看不见任何女人和孩子的身影，我又为我们的安全感到忧虑了。

    我曾希望能把我们三个混在被拘留的人当中，这样我们就能自由活动，找寻妈妈的线索。然而这里全都是成年男性，看来我必须重新考虑这个计划了。

    我还没来得及思索其他办法，只听一阵尖锐的哨声响起，突然间所有人都向着广场中央跑去，按照既定的位置站好队伍，一旦动作慢些，就会被士兵的步枪尾端戳打，或是被袖子上印着囚犯头字样的人鞭笞。

    当我们看着这些人像集会的学生一样排成队列，点数人头，听取当天的任务时，我发现他们的健康状况都很差，看上去营养不良，有些甚至瘦得皮包骨头。而就在我的眼前，仿佛为了证实我最大的恐惧一般，站在最外排的一位工人摇摇晃晃地摔倒在地上，呼吸沉重，虚弱不堪。

    有两三个站在他身旁的人立刻上前救助，却被两名囚犯头赶开了。他们用手里的鞭子抽向着这些撒马利亚人，将他们驱离倒在地上的工人身边。之后的场景令人痛苦地想起了伊洛在布加勒斯特车站的遭遇，只见其中一名囚犯头子开始狠踢倒在地上的工人，对他尖声咆哮，而我却知道，他说的既不是波兰语也不是德语。

    突然，一声枪响贯穿营地，一切都猛地静止了。两个囚犯头站得笔直，迎接一名走近的纳粹军官。所有工人集体转向前方，乖觉地站立，目不斜视，这时候，他们甚至不敢向那位倒在地上的同伴投去一丝同情的目光。

    我拽过尼古拉和伊洛，将他们的脑袋埋进我的怀中，打定主意，绝不让他们看见我预想到的那一幕。但我却无法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就算我已知这个局面将会怎样了结，却仍被一种病态的吸引力牢牢地抓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努力想听懂犯人头子和此时粗鲁训斥着他们的德国军官之间的对话。

    两名囚犯头都控诉地指着倒在地上的人。而那名军官不再多掷一词，直接掏出了自己的手枪，对着倒地工人的后脑勺开了一枪，然后转身就走。被害者的鲜血还在汩汩的往外冒，其中一个囚犯头就从队伍中叫出了两个人来，把他尸体拖走。

    突然又一声哨响，集合的队伍再次骚乱起来，工人们纷纷跑向自己的营房，片刻之后拿着搪瓷杯子和碗出来，我明白这是要放饭了。

    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不管心里如何恐惧，我知道，我必须想法子利用这次机会。我反复拜托尼古拉和伊洛待在原地别动，自己匍匐着爬到营房地板的最末端勘察情况，我意识到，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溜进屋子里边，等那些工人回来后向他们碰碰运气。

    已经来不及考虑这么做的风险了。我瞅准时机，立刻行动起来，在最后一个人匆匆走出营房后，迅速起身窜进了大门，然后冲到一扇窗口去确认自己有没有被发现。

    我谨慎地向外张望，看见人们从临时的餐车里领取微薄的口粮，一眨眼就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把搪瓷碗扔进了一个箱子里，然后转身返回我等待的营房。

    我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了，顿时惊慌起来。我惶急地环顾着营房，在门开的那一瞬间猛地钻到了一张床下，当那些工人安静地陆续走进屋时，我紧张得浑身发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囚犯头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吼了一道命令，然后转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