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算得上是瑞莎的朋友，他就是伊万·库兹米奇·朱可夫，一位语言和文学教师。瑞莎不清楚他的确切年龄，他不肯说，但看上去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他们之间的友谊纯属偶然。有一次伊万不经意地感叹学校图书馆之狭小——在地下室紧挨着锅炉房的一间像壁橱一样的房间，房间里堆着小册子、过期的《真理报》、被许可的文本，没有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听到他这么说，瑞莎低声让他小心一点。这一句耳语开始了一段本来不太可能的友谊，在她看来，鉴于伊万直言不讳的习惯，这段友谊可能不太明智。其他老师都相信在他的地板下面一定藏有禁书，更恶劣的是，他自己也在创作，并将颠覆性的内容偷偷传到西方。的确，他曾经借给她一本《丧钟为谁而鸣》的非法译本，整整一个夏天，她不得不在公园里读完这本书，永远也不敢把它带回自己的公寓。瑞莎之所以还敢于与他保持这种友谊，是因为她自己的忠诚从未受到过于详细的检查。她毕竟是国家安全部军官的妻子，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包括一些学生都知道。按理来说，伊万应该保持距离。但他无疑对瑞莎感到很放心，他推断，如果瑞莎想举报他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因为瑞莎曾多次听到他大放厥词，而且向自己的丈夫举报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结果就变成在所有同事当中，她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最让人怀疑的那个男人，而他唯一信任的人是最不应信任的那个女人。他已婚，有三个孩子，但她仍然怀疑他爱上了自己。她并不老想着这件事，她希望为了他们俩，他最好也不要老想着这件事。

    在学校大门口外面的马路对面，里奥站在一栋低层公寓的走廊上。他脱下制服，换了便衣，这身衣服是他从工作单位借来的。在鲁布央卡，有许多衣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零碎东西：外套、夹克、裤子——什么尺寸和品质的衣服都有，就是为了便衣这个目的所准备的。里奥从没想过这些衣服来自何处，直到他在一件棉衬衫的袖口上发现一块血渍，他才明白这些是在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被枪决的那些死刑犯的衣服。衣服当然被洗过，但有些污渍还很顽固。里奥穿了一件长及脚踝的灰羊毛外套，一顶厚重的皮毛帽子拉至前额，他相信就算妻子偶尔朝自己这个方向匆匆一瞥，也不会认出他来的。他一直靠跺脚来保暖，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这是一块“宝杰”不锈钢表——他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现在离她下课没有多长时间了，他瞥了一眼头顶上的灯，伸手抓了一根废弃的拖把，砸碎灯泡，走廊陷入黑暗当中。

    这不是他妻子第一次被跟踪。三年前，里奥就曾派人监视过她，不过原因与她是否是个危险人物无关。他们当时结婚不到一年，她变得越来越冷淡。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却是分居状态。他们都工作很长时间，早上匆匆地瞥对方两眼，晚上也几乎没有互动，就像每天从同一海港起航的两艘渔船。他认为自己作为丈夫没什么变化，因此无法理解她作为妻子为什么会有变化。无论他什么时候提起话题，她都声称自己感觉不舒服，但又不愿去看医生，不管怎么说，谁会每个月都感觉不舒服呢？他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她爱上了别的男人。

    基于充分的怀疑，他派了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地下工作人员跟踪自己的妻子。这个地下工作人员跟踪了一个星期。里奥认为此次行为理所当然，尽管不太令人愉快，但至少因爱所致。但这还是冒风险，不仅是担心瑞莎可能会发现，而且如果同事们发现的话，他们对这件事的诠释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里奥在性生活方面不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他们如何相信她的政治态度？不论是否不忠，是否是颠覆分子，将她送往劳改营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较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瑞莎并没什么婚外情，也没有人发现这次监视事件。他放下心来，认为自己不过只是需要耐心和体贴，无论她碰到什么困难，都应帮她度过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