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又问了一些购买食物的问题。也许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他们也许得到澄清，起诉他们的案子将不成立。里奥的脑子里只是简单地闪过这些念头：指控从来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推翻。同样，一天变成两天，两天变成四天。

    他们就这样在家里被囚禁了一个星期之后，一名警卫脸色苍白地走进公寓。看到他，里奥确定他们的时间终于到来，结果听到这名警卫用一种激动颤抖的声音宣布，他们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了。就在那一刹那，里奥暗自思忖，也许他们还有一丝幸存的可能。

    报纸已经歇斯底里，警卫的情绪也过于激动，关于他们领袖的逝世，里奥将各种模糊不清的信息贯穿起来，得知斯大林是平静地死在自己的床榻之上。据说他最后的遗言是关于他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这个伟大国家的未来。他从工作中获悉，斯大林最近逮捕了这个国家医术最高明的医生，这些医生为了保持他的健康状况倾注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他觉得斯大林明显死于自然原因，而没有医学专家能够查明他突然发病的根源，这并不是巧合。将这些医生关押起来，无疑给了那些冒充医生的刺客随心所欲的机会，他们可以袖手旁观，看着他坐以待毙，并安全地知道能够制止他们的那些专家正在监狱服刑。虽说如此，也可能只是因为斯大林已经生病，但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释放这些医生。如果斯大林痊愈，他们可能已经因违抗命令而被处死。

    这种阴谋诡计对里奥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所有人的秩序与确定感都会被打乱。谁会来接管这个国家？他们会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他们会制定怎样的决策？哪些军官会得势，又有哪些军官会失宠？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被接受的东西也许会被新制度摒弃。没有领导人意味着这个国家一时会陷入瘫痪，除非自己的决策受到认可，否则没有人愿意制定决策。数十年来，没有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对错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的想法是否取决于自己的领袖。而一个人的生死取决于名单上的注解：名字上画一道线就可挽救这个人的性命，没有任何标记则意味着他将被处死。这就是司法体系——就看有没有线条。里奥闭上眼睛，能够想象鲁布央卡过道里那种静默的恐慌气氛。他们的道德罗盘被忽略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现在已经失去控制，东南西北全部错位。至于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已经忘了如何作决定。在这样的时期，最安全的举措就是尽可能地按兵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里奥·德米多夫与妻子瑞莎·德米多夫的案子虽被证明是具有分裂性、煽动性及有问题的，却被暂时搁置一边，这也是案子为什么被拖延的原因。没有人愿意触碰这个案子，所有人都忙着调整自己在克里姆林宫新权力集团的定位。为了让问题更为复杂，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拉夫连季·贝利亚——如果有人给斯大林下毒，里奥推测一定就是他——承担起他的衣钵，摒弃了关于阴谋论的想法，并下令释放那些医生。嫌疑犯因为清白无辜而被释放——谁听说过这种事情？里奥当然想不起任何先例。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一个被授予勋章的战争英雄，一个曾经上过《真理报》头版头条的人，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这可能会被视为冒险。因此，在三月六日，不仅没有人敲门带来决定他们命运的消息，里奥与瑞莎反而获准参加他们伟大领袖的国葬。

    严格来讲，里奥与瑞莎还在软禁当中，他们与两名警卫恭顺地加入人群，所有人径直朝红场走去。许多人都在哭泣，有些人的情绪处于失控状态，这其中有男有女，也包括孩子。里奥心想，在成千上万个悲恸欲绝的人当中，能否看到一个人没有因他们正在哀悼的这个人丧失亲朋好友。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伤感，也许这与对死者的盲目崇拜有关。里奥听说，即使在最残酷的审讯当中，许多人都大声疾呼，只要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