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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十九岁时，霍比特人正在成为街谈巷议（在你即将要翻阅的故事里就有它们的身影）。

    那年，在马克思·雅斯格牧场上举办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就有半打的“梅利”和“皮平”在泥泞里跋涉，另外还有至少十几个“佛罗多”，以及数不清的嬉皮“甘道夫”。在那个时代，约翰·罗奈尔得·瑞尔·托尔金的《指环王》让人痴迷狂热，尽管我没能去成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这里说声抱歉），我想我至少还够得上半个嬉皮。话说回来，他的那些作品我全都读了，并且深为喜爱，从这点看就算得上一个完整的嬉皮了。和大多数我这一代男女作家笔下的长篇奇幻故事一样（史蒂芬·唐纳森的《汤玛斯·考文南特的编年史》以及特里·布鲁克斯的《沙娜拉之剑》就是众多小说中的两部），《黑暗塔》系列也是在托尔金的影响下产生的故事。

    尽管我是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年间读的《指环王》系列，我却迟迟未动笔写作。我对托尔金的想像力的广度深为折服（是相当动情的全身心的折服），对他的故事所具有的那种抱负心领神会。但是，我想写具有自己特色的故事，如果那时我便开始动笔，我只会写出他那样的东西。那样的话，正如已故的“善辩的”迪克·尼克松喜欢说的，就会一错到底了。感谢托尔金先生，二十世纪享有了它所需要的所有的精灵和魔法师。

    一九六七年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样的故事，不过那倒也并不碍事；因为我坚信在大街上它从身边闪过时，我不会放过去的。我正值十九岁，一副牛哄哄的样子，感觉还等得起我的缪斯女神和我的杰作（仿佛我能肯定自己的作品将来能够成为杰作似的）。十九岁时，我好像认为一个人有本钱趾高气扬；通常岁月尚未开始不动声色的催人衰老的侵蚀。正像一首乡村歌曲唱的那样，岁月会拔去你的头发，夺走你跳步的活力，但事实上，时间带走的远不止这些。在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年间，我还不懂岁月无情，而且即使我懂了，也不会在乎。我想像不到——简直难以想像——活到四十岁会怎样，退一步说五十岁会怎样？再退一步。六十岁？永远不会！六十岁想都没想过。十九岁，正是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十九岁这个年龄只会让你说：当心，世界，我正抽着梯恩梯，喝着黄色炸药，你若是识相的话，别挡我的道儿——斯蒂夫在此！

    十九岁是个自私的年纪，关心的事物少得可怜。我有许多追求的目标，这些是我关心的。我的众多抱负，也是我所在乎的。我带着我的打字机，从一个破旧狭小的公寓搬到另一个，兜里总是装着一盒烟，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中年人的妥协离我尚远，而年老的耻辱更是远在天边。正像鲍勃·西格歌中唱到的主人公那样——那首歌现在被用做了售卖卡车的广告歌——我觉得自己力量无边，而且自信满满；我的口袋空空如也，但脑中满是想法，心中都是故事，急于想要表述。现在听起来似乎干巴无味的东西，在当时却让自己飘上过九重天呢。那时的我感到自己很“酷”。我对别的事情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突破读者的防线，用我的故事冲击他们，让他们沉迷、陶醉，彻底改变他们。那时的我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做到，因为我相信自己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这听上去是不是狂傲自大？过于自大还是有那么一点？不管怎样，我不会道歉。那时的我正值十九岁，胡须尚无一丝灰白。我有三条牛仔裤，一双靴子，心中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稳握在手的牡蛎，而且接下去的二十年证明自己的想法没有错误。然而，当我到了三十九岁上下，麻烦接踵而至：酗酒，吸毒，一场车祸改变了我走路的样子（当然还造成了其他变化）。我曾详细地叙述过那些事，因此不必在此旧事重提。况且，你也有过类似经历，不是吗？最终，世上会出现一个难缠的巡警，来放慢你前进的脚步，并让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