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烧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编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不过那两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时候到台湾，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以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的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他的事迹，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人说。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也没有叮嘱我不可说出来。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和生到底姓甚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当然不会武功。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甚么事。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那时《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东南亚周刊》，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书名本来叫做《素心剑》。

    一九七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