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会变的，随着环境和年龄而改变，不但情绪、思想、情感会变，甚至连容貌、形态、身材都会变。

    作家也是人，作家也会变，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更会变。

    每一位作家在他漫长艰苦的写作过程中，都会在几段时期中有显著的改变。

    在这段过程中，早期的作品通常都比较富于幻想和冲劲，等到他思虑渐渐缜密成熟，下笔渐渐小心慎重时，他早期那股幻想和冲动也许已渐渐消失了。

    这一点大概也可以算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之一。

    如果有胸怀大量的君子肯把“写武侠小说的”人也笔为作家，那么我大概也可以算为一个作家了。

    我第一次“正式”拿稿费的小说是一篇“文艺中篇”，名字叫做“从北国到南国”，是在吴恺玄先生主编的《晨光》上分两期刊载的，那时候大概是民国四十五年左右，那时候吴先生两鬓犹未白，我还未及弱冠。

    如今吴先生已乘鹤而去，后生小子如我，发顶也己渐见童山，只可惜童心却已不复在了。

    吴先生一生尽瘁于文，我能得到他亲炙的机会并不多。可是写到这里，心里却忽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怀念。

    除了还有勇气写一点新诗散文短篇之外，写武侠小说，我也写了二十年，在这段既不太漫长也不太艰苦的过程中，也可以分为三段时期。

    早期我写的是、、、、、、、、、等等。

    中期写的是、（铁血大旗）、（怒剑）、《烷花洗剑录》（洗花洗剑）、，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再写《楚留香》，写《陆小凤》，写，写《七种武器》，写。

    而一部在我这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到的挫折最大的便是。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想“求新”、“求变”、“求突破”，我自己也不知是想突破别人还是想突破自己，可是我知道我的确突破了一样东西——我的口袋。我自己的口袋。

    在那段时候唯一被我突“破”了的东西，就是我本来还有一点“银子”可以放进去的口袋。

    口袋虽然破了，口袋仍在，人也在。

    我毫无怨尤。

    因为我现在已经发现那段时候确实是我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胆子也最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什么都能写，也什么都敢写。尤其是在写“大旗”、“情人”、“洗花”、“绝代”的时候。

    那些小说虽然没有十分完整的故事，也缺乏缜密的逻辑与思想，虽然荒诞，却多少有一点味。

    那时候写武侠小说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写到哪里算哪里，为了故作惊人之笔，为了造成一种自己以为别人想不到的悬疑，往往会故意扭曲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使得故事本身也脱离了它的范围。

    在那时候的写作环境中，也根本没有可以让我润饰修改、删减枝芜的机会。

    因为一个破口袋里通常是连一文钱都不会留下来的，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谈也不要谈。

    这种写作态度当然是不值得夸耀也不值得提起的，但是我一定要提起，因为那是真的。

    为了等钱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

    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止我一个。

    忽然间，我口袋里那个破洞居然被缝起来了，大概是用我思想中某几条线缝起来的。

    因为我同时也发现了我思想中已经缺少几条线，有些我本来一直自认为很离奇玄妙的故事，现在我已经不敢写了。

    可是以前那些连我自己都认为有些荒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