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围着篝火坐成一圈，喝啤酒唱歌，有的女生喝得眼泪汪汪的，也不知佯醉还是真醉，直接靠到了男生怀里。

    “黎老师，今天看到那朵黑色的花，您为什么那么紧张啊？”一个学生忽然问，“难道是它散发出来的那股味儿，那股肉香味儿，有毒？”

    镜头随着这句问话转向了黎老师。这是一个50多岁的干瘦老头儿，如果不是鼻梁上架着的黑框眼镜还带点书卷气，看上去就像个乡间老农。这一晚上，所有的学生和另一个带队的老师都情绪高涨，只有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一旁，手里捧着老式军用水壶喝着白开水。

    “其实我并不知道那朵黑色的花到底能做什么，”黎老师说，“只是我上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带来了让我十分不愉快的记忆，或者说，一场灾祸。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远离它。”

    “什么样的灾祸？能讲讲吗，黎老师？”学生们十分好奇。

    黎老师许久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忽然放下水壶，随手抓起一个被学生喝掉一半的啤酒瓶，一口气喝光，然后长长地喘了口气。

    “把那个关了吧，”黎老师的脸转向了DV镜头，“这些话，讲给你们听听也就是了，别录下来。”

    DV的主人“哦”了一声，在DV上按了一下，把它放进了套子里。屏幕上顿时漆黑一片，但声音却并没有停止。看来她只是假装按了一下按钮，实际上并未关机。

    “聪明的姑娘。”大屏幕前的男人赞赏说。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只是个10岁出头的小孩，在村里认识了一个被下放到那里的老知识分子。他叫袁川江，是省社科院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一辈子钻在书堆里与世无争，却仍然逃不脱劫难。不过他倒是无所谓，只要允许他带着正在研究的资料，住哪里吃什么睡什么床似乎都无所谓。

    “他住在村里，属于被监视的臭老九，不仅被公社干部呼来喝去，还经常被小孩儿欺负。但我的父亲，当时村里唯一的乡村教师，却让我一定要尊重他。他告诉我说，现在的这种状况，只是时代发疯了，但我们不能跟着发疯。我听了父亲的话，给他送过吃的，也帮他驱赶过追着他扔泥巴的小孩儿，慢慢地我和他成了朋友。那时候学校也不上课，我除了帮家里干点活，就是窝在他的茅草屋里，读他的那些书。那些远古神话所展现出来的多姿多彩的世界，深深吸引了我，后来我之所以选择考古作为专业，和那段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我曾经问过他，我们现在信仰的是无神论，是不是意味着他所研究的那些神话传说全都是胡编乱造的呢？这个问题问得其实挺无理的，他却丝毫不生气，还耐心地向我解答说，无神论也不过是世界观的一种，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番话在当时算得上是反动至极，我听了都吓一跳，但他接下来的一番话更加惊人。

    “他说，所谓的‘神’，只不过是一种代称，大可不必把这种概念绝对化。假如一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回到远古时代，他或许就是祝融；假如一个开着消防车的人回到远古时代，他或许就是共工，没有必要为了几个词大惊小怪。

    “我忍不住问他，那在你的心目中，神仙什么的到底存不存在呢？他没有明确回答，摸着我的头把话题岔开了。不过我注意到，他平时除了看书之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捧着一个木头盒子发呆。那个木头盒子陈旧褪色，上面的漆画已经不可分辨，但却有几行雕刻出来的古怪符号。他告诉我，这个木盒是他偶尔得来的，里面也许藏着足以破解中国古代神话的惊人秘密。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破解出盒子上的符号，然后打开木盒。他说那些符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通用文字，而是某个古代组织的暗语，但他尝试了所有的破解方法，都无法拼凑出通顺的语句。

    “其实盒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