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仅仅通过观察自然就提出了这样的假说，其洞察力着实令人惊叹。不过，正因为这样，自然选择说也被批评为只论述了进化的某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只考察了突变发生后的情形，却对突变基于何种机制产生并无涉及。这种假说没有揭示进化现象的全貌。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这一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突破。核辐射等外部原因，或者形成生殖细胞时DNA的复制错误，都会导致生物遗传信息变异。实际上，由三十亿个碱基对组成的人类基因组，每两年就会有一个DNA上的碱基被别的碱基替代。可是，这种随机的变异几乎都是中性的，对生存无利无害，是否会作为物种整体的变异固定下去完全取决于偶然。

    最近数十年间，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大发现层出不穷，定论接连被改写。除了单个碱基替换、即位点突变之外，基因组也会变化。一个基因被复制，然后移动到别的部位，或者整条DNA链被复制两次，这些在生物进化史上都曾经发生过。这种剧烈的碱基序列变化便是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此外，上世纪末，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即使DNA不发生变化，生物的性状也会变化。甲基和乙酰基等原子团，可以促进或抑制基因表达。而且，因为这种化学修饰在亲子间能准确遗传，所以下一代将会继承上一代的变异。

    对这种DNA变异机制了解得越多，鲁本斯就越是觉得，生物进化比从前认为的更迅猛剧烈。换言之，生物进化的速度远超过地质学变化。正如《海斯曼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在漫长的时间中积累着细小的变化，然后在某个时候，性状突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对人类进化做一个总结吧。六百万年前，某灵长类分出两条分支，一条黑猩猩分支，一条人类分支。但不可思议的是，六百万年间，黑猩猩基本没发生进化，而从拉米达地猿进化到人属期间，至少诞生了二十种以上的人类，最终演化为现在的智人。但这种进化并非只有一条线，而是有多条分支并行。在太古时代，地球上同时存在多种人类。五万年前离开非洲大陆、扩散到整个地球的新人应该也遇到了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相比，人类的进化大大加速，对于这种现象，学界陆续提出了若干解答。

    在人类大脑的基因中，有许多提高进化速度的物质，其中有一种同大脑皮质形成有关的基因，叫作“人类加速区1”。自从这个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在三亿年的时间里，就只发生过两次碱基替换。但在六百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该基因却有十八个碱基发生了变异。也就是说，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亚科的动物，朝智力爆发式增长的方向发生了进化。

    鲁本斯接着注意到了名为FOXP2的基因。黑猩猩也具有这种基因。尽管人类和黑猩猩的FOXP2基因相差甚微，但正是这细微的差别，导致了人类在语言能力方面远远超过黑猩猩。FOXP2被称为转录因子，它能促进其他六十一个基因的表达，但同时也会抑制另外五十五个基因的表达。单单一个基因发生变异，就可以改变上百个基因的功能。正是FOXP2上的细微改变，使人类获得了高度发达的语言能力。

    鉴于人类DNA上的进化加速区及其细微的变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不能判定皮尔斯博士报告中关于人类发生进化的论断是谬误的。鲁本斯正要撰写分析报告时，发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项研究。大约二十万年前出现的新人类，有十九万年都过着原始生活，为什么突然就构建出文明社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人类基因组中。有迹象表明，六千年前出现的ASPM基因改造了人类的大脑。后来又发生了趋同演化，即地理上相互分隔的群体演化出相似的能力，于是各地的文明相继兴起。倘若这一假说成立，那么新人类就经历了大脑的进化，尽管新人类的规模并不大。在判定皮尔斯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