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平静，没有为刚才的谎话而内疚。当然，那些样本经过仔细的包装，一般来说，机长没有受到传染的可能——如果他过于好奇而私自打开，或者飞机失事，那又另当别论。义父的行事方式对梅茵上了第二课，很重要的一课：

    当你全力去实现一个高尚的目的时，可以使用一些不大高尚的手段。

    十几年后，梅茵用色相引诱斯捷布什金，或者在孤儿院中偷偷撒播病毒时，都是遵循着这样的道德准则。

    对这几个病人的抗体荧光试验连续做了几天，最后确诊老妇人不是埃博拉，狄克森彻底得救了。那时hO派来的后续部队已经赶到，为首的是海伦，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曾经当过比利时伞兵，是一位雷厉风行又颇具同情心的人。海伦接手后就催促狄克森走：

    “走吧走吧，快点带女儿去看野生动物。你们的义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苦难该由我们来承担。”

    父女俩同埃迪医生告别，临走时又去看望了那位老妇人。她已经彻底痊愈了，坐在床上，用手指梳着锈成一团的头发，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同邻床友好的交谈。她当然不知道为她抽血时发生的那一幕，不知道自己的痊愈意味着另一人也被死神赦免。梅茵和父亲相视而笑，心中说不出的轻快。

    直到十年后的1986年，那时艾滋病已经发现5年了。狄克森忽然想起那批1976年从扎伊尔抽取的600份血样。那些血样全部做过埃博拉病毒检查，但里面会不会也混杂有艾滋病毒？梅茵那时已经在北卡罗米纳大学毕业，在CDC的艾滋病新实验室工作。狄克森提出建议，并经CDC同意，从冷藏箱里取出这批旧血样，让女儿做了认真的细胞培养。因为血样太陈旧，做起来很难。不过梅茵最后成功了，得出了确实的结果——在这批血样中有0.8%的艾滋病人。

    梅茵提取的这些病毒成了艾滋病的原型菌株，对此后研究艾滋病毒的衍变立了大功。此后CDC在中部非洲几个国家做了大规模的检查，结果证明，且不管艾滋病是否来自于密林中的黑猩猩，但至少它已经在中部非洲农村稳定存在了相当长时期，发病率大致在 0.8%-0.9%左右，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传染病。此后，至迟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期，它在非洲农村仍保持着这个传染比率。只是在城市中，由于人群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主要是性方式的改变，出现了大批此地所谓的“自由妇女”，即妓女），它才突然变成一场世纪性灾疫。

    在600份旧血清中确认艾滋病毒的那一刻，狄克森与女儿相对苦笑，止不住后怕！幸亏十年前他给自己注射的那管血清不在0.8%之列，否则他就会成为美国第一个艾滋病病人了。回想当年，狄克森看到苏丹延比奥医院用未经消毒的针头重复注射，对埃博拉疫情推波助澜，那时他曾感慨：现代技术一旦被愚昧的医生滥用，就会比原始社会的无医无药还可怕。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埃迪医生那样愚昧的人，不过层面不同而已。而且以后的科学家们会不会犯类似的错误，谁也不敢断言。今人笑古人，后人复笑今人，问题是谁都不愿把自己摆在小丑的位置。

    这对狄克森是一个警示：自视甚高的科学精英们其实远不能把握科学的副作用。科学家能透过表面，看透较深层面的大自然运行机理，也许还能看透第三层、第四层但自然界还有第五层、第一百层、第一万层机理呢，你永远无法穷尽它。

    两人离开疫区，匆匆赶往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交界处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塞伦盖蒂在土着语中指“永远流动的土地”，并不是指草原的流动，而是动物的流动。每年夏季，成百万的角马、斑马会从这儿向北迁徒，去马塞马拉湿地，等塞伦盖蒂的旱季过去后再返回。这种行为已经刻印到这些动物的基因中，成了它们永远不会改变的天性。坦桑尼亚政府因为人类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