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另外的方向走了。他问：

    “被告是否承认，你有意向孤儿院投放病毒，从而造成了马医生的死亡和梅小雪等人的毁容？”

    金市长和薛愈都一下子掉到冰窖里，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梅茵是“故意杀人”。孙景栓也悲哀地看着妻子，他完全清楚妻子的心理脉络，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做。但这样一来，她的结局就非常悲惨了。孙的律师李岩轻咳一声，示意孙景栓镇静，越是这样，越是要把自己同她撇开。梅茵的律师这会儿完全成了局外人，只能怜悯地看着当事人一步步向深坑滑去。没办法，她完全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她执意这样做。上次庭审时，杜律师几乎已经打赢了这场官司，但现在他空有一身屠龙之技，却无处可用。

    梅茵回答：“我并非有意，但我在投放低毒病毒时确实能预见到这种后果。为了让投放的病毒有足够的‘唤醒免疫力’的作用，它必须保持一定的毒性，对绝大数人无害，但对少数特别敏感者仍能造成伤害。其实还有一点，低毒的天花病毒在自然环境中也有可能变异出烈性病毒来，虽然可能性较小，但不能完全排除。上帝憎恶完美，任何人、任何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是没办法的事。”她直视着审判长说，“我并不想以玄谈来为自己脱罪。我对马先生的死和梅小雪的毁容负有全责，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

    审判长这会儿意识到，自己刚才的问题不大妥当，如果造成“法庭要按故意杀人定罪”的印象，以后就不好转圜了。他随即提了一个新问题：

    “我想问一下被告，狄克森先生对低毒天花病毒的研究，”他有意加重了“研究”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在刚才的定性上悄悄后退，“为什么不在美国进行？那儿的环境应该更适宜。”

    梅茵很干脆地否认：“不，那儿不适宜。这种新的医学观点要想成为新医学，必然取决于社会的深层意识。西方社会非常崇尚个人，为了一个大兵瑞恩可以牺牲几十个人。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历史的进步，但像世上任何事情一样，它也有两面性。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医学观——只救助个人，不关心群体——忽视了人类作为种群的利益，这和新医学的观点恰好背道而驰。狄克森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天然地浸透了集体主义，又没有全民宗教信仰，伦理上的禁忌较为宽松，这种种优势在全世界唯此一家。所以他慎重决策后，把突破点选在中国。”

    法庭的情绪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这番话满足了中国人潜意识中的自尊心，多少熨平了听众刚才产生的敌意。梅茵又说：

    “我有一个要求：请hO的松本先生对低毒病毒的功与罪提供证言。”

    按照法庭规则，开庭前被告方已经把要传唤的证人名单提交法庭，审判长同意了。这些天一直沉默不语的松本先生走上证人席，一位日语翻译跟着他。

    “你的名字和职业。”

    “我叫松本义良，在世界卫生组织特殊病原体分部工作，是hO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

    “请向法庭陈述。”

    “对于梅茵博士的行为是否违犯了中国现行法律，我当然不宜于表示意见。我仅代表hO十一名资深专家向中国政府唿吁：保留梅茵博士的实验室和她培育的低毒天花病毒株。这种低毒病毒的防病方法是否有价值，是否会成功，只能等待历史的验证。但至少已经确认它对人类的毒性很低，是基本安全的。以这种方式保留天花病毒株有益而少害，权衡利弊，应当允许这项研究继续下去。”

    他念了在证言上签名的十一名医学科学家的名字。又补充一句：

    “噢，对了，我们十一人将努力说服hO，为这项研究提供长期资助。”

    他向审判员和听众都鞠了躬，走下证人席。

    这段证言有效地改变了法庭气氛，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