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劳作在污泥场，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嘶嘶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自己惯于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着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苯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我用廉价的标签笔潦草的写着，那笔是在矿工共同商店里买的。《诗篇》初具规模。随着词语回来，就像三维拼图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样，我发现我还需要一个形式。我回忆起巴尔萨泽君的教学，试着用了用弥尔顿的叙事长诗的韵律感十足的华贵。信心回来了，我又加入了拜伦的罗曼蒂克的感性，同时加入了济慈对语言的称颂。我把所有的这些都搅了进去，还掺了少量叶芝那才华横溢的犬儒主义，加了一撮庞德的晦涩、故弄玄虚的傲慢。我把它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游刃有余的比喻，玳兰·托马斯的位置感，德尔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笔调，萨姆德·布列维的清白宣告；丹东对绕弯子般的韵律结构的喜爱，吴侨之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里拉的玩世不恭。

    当然，在最后，我把整个大杂烩扔掉了，我以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诗篇》。

    如果不是昂克这个贫民窟里的恶霸，我也许还会在天国之门这个星球上，白天挖掘酸液运河，夜里写着《诗篇》。

    那天我休息，我带着我的《诗篇》（那可是我手稿的惟一稿！）到公共大厅的公司图书馆做些研究，然后昂克和他两个心腹从小巷里闪了出来，叫我立即把下月的保护费交了。我们在天国之门大气保护体没有寰宇卡；我们用公司的临时单据或者地下马克还债。但我什么都没有。昂克要求看我的塑料肩包里的东西。我想也没想一口回绝。我就此犯了错。如果我把手稿给昂克看看，他顶多也就把它扔在烂泥中，威胁几声，掴我几记耳光。就像你想象的，我说了不，结果把他给惹火了，于是他和他那两个尼安德特式的同伴撕开了我的包，把手稿扔在烂泥中，然后，跟众人知晓的一样，把我打了个半死不活。

    凑巧的是，那天有一艘属于保护体空气质量局的经理的电磁车，从低空开过，经理的老婆，正独自前往公司住宅商店，然后她命令电磁车下降，叫她的机器人救回了我，并取回了我剩下的《诗篇》，然后亲自驾车带我来到公司医院。通常，只有担保劳动组的人才会获得医疗救助，即便获得了，他们也只是在简易生物诊所里得到治疗。但是医院不想拂经理老婆的意，于是我被接纳了（当时我仍旧昏迷不醒）。我在康复槽中慢慢复原，人类医生和经理老婆则同时看护着我。

    好啦，这老掉牙的故事还是长话短说吧。海伦娜——也就是经理的老婆，在我浮在康复营养液中的那段时间，读了我的手稿。她非常喜欢。我在公司医院从容器中移出来的那天，海伦娜通过传送去了复兴星球，她把我的稿子给她妹妹菲利亚看了看，后者有个朋友，而那个朋友的爱人认识超线出版社的一名编辑。第二天我醒来时，我断掉的肋骨已经长好了，我粉碎的颊骨治愈了，淤伤不见了，我有了四颗新牙，左眼的新角膜，以及一份与超线的合约。

    五星期后我的书出版了。一星期后，海伦娜和他的经理离了婚，嫁给了我。这是她第七次婚姻，也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