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六日早上七点，舒尔茨先生来到查林一克罗斯火车站。中午，他便来到南安普顿路93号，走进用木头栏杆隔成两半的一间大厅，一边是文书办公处，一边是接待处，厅内放着六把椅子、一张黑颜色的桌子、许许多多的绿皮文件夹和一本通讯簿。两个年轻人坐在桌子前，正在静静地吃着各国司法界人士传统的面包加奶酪的传统午餐。

    “比洛斯、格林和夏普先生在吗？”教授用他那吩咐开晚饭一样的声音问道。

    “夏普先生在他的办公室……您贵姓？有什么事吗？”

    “我是耶拿的舒尔茨教授，为朗杰沃尔一事而来。”

    年轻文书低声地朝送话器里把此事报告了，然后，耳朵贴着外人无法听见的听筒，听见传来了答复，那答复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见鬼去吧，朗杰沃尔案子！又来了一个自以为是贵族的疯子！”

    年轻文书回答道：

    “这个人看上去是个‘体面人’。他的神气不讨喜，但并不像是个初出茅庐者。”

    接着是一声神秘的惊呼：

    “那他是从德国来的……”

    “至少他是这么说的。”

    话筒中传过来一声叹息：

    “让他上来吧。”

    “三楼，正对楼梯的那间屋。”年轻文书指着里面的一条通道大声说道。

    教授进了通道，爬了两层楼梯，来到一扇覆有软垫的房门前，门上的一块铜牌上镌刻着夏普先生的黑体字的名字。

    夏普先生的办公室普普通通，地上铺有地毯，置放着几把皮椅子，一张很大的桃花心木桌子上，放着摊开的文件夹。他坐在桌前，微微地欠了欠身，然后，按照坐办公室的人那种文雅习惯，又翻阅了五分钟的文件，以示自己很忙的架势。最后，他转向已坐在他跟前的舒尔茨教授。

    “先生，”他说，“请您简要地告诉我您的来意。我的时间极其有限，我只能给您几分钟的时间。”

    教授似乎笑了笑，表示他对这种接待并不介意。

    “当您知道我为什么来之后，”教授说道，“您也许会觉得再多给我几分钟的时间为好。”

    “您说吧，先生。”

    “是关于巴勒迪克的让一雅克·朗杰沃尔的继承问题。我是他姐姐泰雷兹·朗杰沃尔的孩子。她于一七九二年嫁给我祖父马丹·舒尔茨，我祖父是不伦瑞克驻军的外科大夫，于一八一四年亡故。我保存有我鼻祖写给他姐姐的三封信，并且知道许多关于他在耶拿战役之后路过我们家的情况，另外，还有证明我们亲属关系的完全合法的文件。”

    用不着赘述舒尔茨教授对夏普先生所作的说明了。他一反常态，几乎是絮叨个没完没了了。的确，这是他唯一可以讲个没完的事。对于他来说，的确必须让美国人夏普知道，日耳曼民族是凌驾于其他所有民族之上的。他之所以一心想着要回这笔遗产，那尤其是因为他要从法国人手中将它夺过来，因为法国人只会把这大笔钱花在无谓的小事上！……他之所以憎恨他的对手，就是因为对手是法国人的缘故！……要是对手是个德国人，他也就不会这么坚持了。但是，一想到对手是个所谓的学者，一个法国人，他可能会用这笔巨款去为法兰西的主张服务，教授便怒不可遏，势在必得。

    乍看起来，这套政治性的离题话语与巨额财产继承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但是，夏普先生办事相当老练，看出来整个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愿望和舒尔茨个人对印度贵妇的这笔遗产的个人需求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关系。其实，这两者是一回事。

    再说，不可能有任何的怀疑。尽管与一个劣等民族有亲属关系，对于一位耶拿大学的教授来说是极其丢人的事，但是，很显然，这个责任应由当初生养这个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