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交口称赞。

    过去，在阿尔特纳克城堡里，有欢声、笑语，热闹激动。德兰斯瓦尼亚的猎人们，总爱登上喀尔巴阡山脉的这座峻岭，汇集狩猎。桑道夫伯爵生性好斗，在政治舞台上无从施展，只得借危险的大型围猎，来驱散内心的郁闷。他置身时局之外，却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要么学习。要么享受财富所允许的轻松安逸，似乎安于这种生活。那时，伯爵夫人蕾娜·桑道夫尚还健在。她是阿特尔纳克城堡聚会的灵魂。可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前十五个月，年轻貌美的她不幸暴毙，只留下一个小女儿，现在刚满两岁。

    桑道夫伯爵遭受这突至的打击，变得落落寡欢，无所慰藉。城堡也就此沉寂、荒芜了。从那一天起，沉痛君临，它的主人过着一种形同隐修的生活。他全副生命倾注在女儿身上，这个孩子，由管家的妻子罗丝娜·郎代克照料着。这位年轻贤良的女人，全心全意地养育着伯爵的唯一继承人，像是她再世的母亲。

    在他夫人去世的头几个月里，伯爵寸步不离城堡。他静思冥想，生活在昔日的回忆中。随之，他想到了自己的祖国，她在欧洲所处的屈辱地位，才慢慢地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其实，，已经给予奥匈帝国的强盛以可怕的一击。

    这一击并未完结，七年之后，也就是一八六六年，更是一记重创。战争不仅使奥地利丧失了它在意大利的属地，还令它沦为德国的附属国。这样一个战败国，竟仍然妄图奴制匈牙利。匈牙利人的愤慨再也无法压抑，他们的民族尊严受到了侮辱。对他们来说，即使和的胜利，也无法为萨多瓦的战败雪耻。

    第二年，桑道夫伯爵仔细地研究了政治形势，认为发动一场独立运动将可能成功。

    行动的时刻来到了。就在这一年——一八六七年的五月三日，伯爵拥抱了自己的女儿，将她托付给罗丝娜·郎代克精心照料，便离开了阿尔特纳克城堡，动身前往佩斯。在那儿，他与朋友们和独立运动的拥护者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初步的部署；而后，又过了几天，他来到特里埃斯特，静候事变。

    那儿将成为起义的指挥中心。集中在伯爵手中的情报将从那儿散发到各地。在这座城市里，密谋起义的首领或许还不太受怀疑，可以比较完全，尤其是比较自由地采取行动，便于把这场爱国主义事业成功地进行到底。

    在特里埃斯特，桑道夫伯爵有两个最知心的朋友，和他怀着同样的抱负，决心追随伯爵，将独立运动进行到底。一个是拉蒂斯拉·扎特马尔，一个是埃蒂安·巴托里教授，他们都是名门出身的马扎尔人，比桑道夫年长十多岁，几乎没什么财产。扎特马尔从多瑙河彼岸里帕多川的一个小庄园获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巴托里仅靠在特里埃斯特教授物理维生。

    扎特马尔的住所，就是萨卡尼和齐罗纳刚刚在阿克道托大街上辨识出的那座，——这是幢简朴的屋舍，桑道夫伯爵离开自己的城堡之后，也就是说直到预计的起义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扎特马尔把此房交给他使用。这房里唯一一个人只有五十五岁的匈牙利人鲍立克，他像桑道夫自己的管家郎代克一样，对主人忠心耿耿。

    埃蒂安·巴托里教授在斯特拉镇大街拥有一幢同样不起眼的住房，几乎和扎特马尔伯爵的房子位于同一街区。就在这所屋子里，伴着他的夫人和当时八岁的儿子，巴托里消磨了他的一生。

    巴托里教授原是十六世纪德兰斯瓦尼亚王国马扎尔亲王的后裔。后来由于家族的分枝日趋繁杂，这种亲缘关系便逐渐疏远而失去联系，难怪人们感到惊奇，布拉迪斯拉发科学院的一个普通教授竟是王室的后裔。尽管带着这种难堪，巴托里仍是位一流的学者；虽然离群索居，却还成就卓然。他就像作茧自缚的春蚕，默默无闻，克己为人。然而，由于他毫不掩藏自己的政治主张，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