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码头上和女儿在一起时的那种傲慢的回礼都没有，便驱车往拉居兹疾驰而去。

    那外国女人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皮埃尔呢？他见多龙塔如此无礼，既感愤怒，更觉忧烦。他头也不回，放慢脚步，继续赶路。

    摩洛哥女人远远地跟着他，用阿拉伯语自言自语道：

    “他该来了。”

    一刻钟后，皮埃尔到了格拉沃萨港口。他停下脚步，伫立片刻，端详这艘华丽的游艇。游艇高高的桅杆顶上，一面旗帜迎风轻拂。

    “安泰基特大夫会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自问道：“我可从来没见过这种旗帜！”

    然后，他向一个正在码头上散步的引航员问道：

    “朋友，您知道这是面什么旗子吗？”

    引航员也不认得这面旗。他只知道船只检疫证上标明，这艘游艇来自布兰迪亚。经港方验证，它一切手续合法。因为这是艘游艇，所以特许其不标注国籍。

    皮埃尔叫来一条小船，叫船夫把他送到“莎娃蕾娜”号上去。那个摩洛哥女人惊疑万分地望着他远去。

    不一会儿，年轻人登上游艇，问安泰基特大夫是否在船上。

    无疑，不许外人上船的禁令对他不适用。所以船长回答说，大夫在他房间里。

    皮埃尔递上自己的名片，问大夫是否能见他。

    一个舵手接过名片，顺着舱梯往下，走到舱尾的会客厅。

    一分钟后，舵手上来说，大夫在等着皮埃尔·巴托里先生。

    年轻人马上被领到了会客厅。厅内光线有些昏暗，透过窗帘的薄纱射进一些朦胧的微光。皮埃尔走到门口，两扇门大开着，从室内壁镜上反射出的光亮，强烈地照到他身上。

    半明半暗处，安泰基特大夫端坐在沙发上。一见埃蒂安·巴托里的儿子出现在眼前，他一阵激动，却并未让皮埃尔察觉出来。他不禁脱口而出：

    “是他！……就是他！”

    事实上，皮埃尔完全就是他父亲活生生的再现，那位高贵的匈牙利人在二十二岁时就是这个样子：双目炯炯有神，举止高贵，热烈地追求真、善、美。

    “巴托里先生，”大夫起身说道，“我非常高兴您能应邀前来。”

    大夫向皮埃尔示意请坐，皮埃尔就在客厅的另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大夫说话时，用的是年轻人所熟悉的匈牙利语。

    “先生，”皮埃尔开口道，“即使您没有邀请我来访，我也应该来此回访您，因为您曾去看望了我母亲。我知道，您是与我素不相识的一位朋友，您怀念我父亲，以及同他一起牺牲的两位爱国志士……我感谢您还记得他们！”

    谈起如此遥远的往事，谈起他父亲和他的朋友桑道夫伯爵和扎特马尔伯爵，皮埃尔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

    “请原谅，先生，”他说：“一想起他们所做过的事，我就无法……”

    难道他察觉不到，也许安泰基特大夫比他还要激动吗？

    “巴托里先生，”他终于开口道：“您不需要请我原谅，这种痛苦是很自然的。而且，您是匈牙利血统，有哪个匈牙利人的子孙会如此丧尽天良，回忆起这样的事而不痛心呢？那时候，就是在十五年前——是啊！已经整整十五个年头了——那时您还年幼。就是现在也难说您是否认得您父亲，是否了解他所从事过的事业！”

    “我母亲就是我父亲的化身，先生！”皮埃尔答道，“她在泪水中将我养大，教育我要崇敬父亲。他所做过的一切，他所探索的一切，他的对祖国、对朋友忠诚不渝的一生，母亲都告诉了我。我父亲牺牲时我才八岁，可我觉得他一直都在我身边。因为我看见母亲，就像看见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