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斯科特仍在讲的时候，我思考着。

    “彼得·古柏想在３６小时内飞到斯里兰卡来，把这家伙介绍给你。他的名字是金特·李。我给你说说这人。他在喷射发动机实验室里工作，是‘伽利略’计划的主任工程师。你听见没有？”

    “是的，我听见了。”我嘟囔着说。

    “在那以前，他是从火星上送回了那些美妙图片的‘海盗登陆者计划’（美国的火星登陆计划——译注）的主任。”

    “行了！”我叫道，“这个人我必须见。告诉加博尔先生马上带他到这里来。”

    “古柏，他叫彼得·古柏。”斯科特纠正道。

    好啦，我已经同意这两个人来见我，他们将飞到斯里兰卡来，并且如果我喜欢金特的想法，我会写出一个提纲，也许１０来页，勾画出章节、场景、情节，以及所有的基本要素。这样，任何一位称职的编剧都能以此为根据写出一个电影剧本。

    他们在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２日到达科伦坡，刚好是在“挑战者号”大难的两个星期以后。本来，１９８６年应该是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年头，但现在，整个国家航天局的项目都处于混乱之中。特别是“伽利略”将被推迟好几年，在１９９５年以前，不会有任何消息从木卫上传过来。我只好忘记我的“奥德赛第三”了，就像金特除了将“伽利略”号从卡纳维拉尔角弄回去给它放上樟脑丸以外什么也做不了一样。

    幸运的是，古柏—李—克拉克三方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在磁盘中输入了各种构思、章节、背景、情节——似乎对我们打算称之为的故事有用的一切东西。有人曾说，写一部小说就是去掉那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是真的。有一次我想，如果我使用了我所构思的所有内容，以及所有可能的组合，那么，那些材料一定足够写成五亿部不同的。

    我把最后确定的约有４，０００个词语的写作大纲送给金特。他很喜欢，并且再次飞到了斯里兰卡，以便我们一起补充细节。

    住在古都康提城后面的山上，尽管那些绚丽的美景让人分心，在经过三天马拉松式的工作后，我们还是完成了约８，０００词的故事梗概，它最后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再往后，我们可以通过经常的电话联系，或是厚厚的越洋打印稿来进行合作。

    写作占用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当然，我们两人都还有其它事缠身。当我发现金特的英文和法文的功底相当深厚的时候，我便毅然克制住了所有想用我的风格去影响他的企图。这种情况使我的一些老读者感到了不安，当以我们俩的名字出现时，我便在一些地方作出澄清，以消除疑虑。我解释说，书中平实的对话，是因为金特长年与那些“ＪＰＬ”天文学部长着粗手硬茧、喝烈性酒的工程师们和数学家们混在一起的缘故。在那里，帕萨迪纳市的警察们常常被叫去解决因为贝塞尔函数和非线性方程而产生的斗殴。

    然而直到如今，据我得到的好消息，还没有任何教育当局要求从书架上撤下。提到这事，是因为我满怀惊讶和愤慨刚刚发现，在１０年前，这种情况还真的在《皇帝的土地》一书上发生过。更有甚者，有关教育当局还关照继续查禁所有载有我的作品的集子。

    但愿当时我能知情，这样我会非常乐意地告诉这些初入道的先生们，为他们提供这些盲文版小说的人留有纪录，这位夫人不可能去宣扬色情。她碰巧就是与英格兰的司法大臣结婚的那位妇女。

    虽然原先是作为电影来创作的，并且与华纳电影公司的协议也在准备之中，但它搬上银幕的机会却愈来愈渺茫了。运气不好，在图书出版前后，一大串在水下与外星人会面的电影出现了，它们大多无声无息地沉没了，了无痕迹。

    但是彼得·古柏，我非常愉快地这样讲，他一直在竭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