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有着狐狸的尖鼻子，穷得靠人施舍，喜欢小恩小惠；总是通过锁孔窗户窥视，沿管道往上爬，从格栅钻进来，在整个公司企业形成一张网。应该时时与他们斗争，挫败他们，谴责他们，讽刺他们。工会和劳动人民想知道，一直想知道的，我想，是干涉和这个伦敦经济学院。在这里他们将什么放在一起，策划什么？计算什么？他们建一所经济学校想要什么呢？这就像在卡片上做记号。

    在桑德可莱普老爷的头脑中社会主义是恶意调查的另一个名字。他对社会主义者是怎样一群无伤大雅的，不相关的，教条式的人物，以及他们探究的社会问题面有多窄，毫无所知。他真的认为他们对可以改造的人类社会，一个竞争强烈的社会，有一个强大的清楚的计划，随时准备付诸实施，并要将他和他那样的人驱逐出去。现在，他们可能随时随地会这样做。他在黑暗中拼命与这个想法争斗，但驱之不去。他可能是英国活着的人中惟一相信社会主义到了那种程度的人。

    在试图将恐惧具体化的不懈努力中，他将所有教授、政府公务员、检察员、社会主义者、社会学者、自由主义者——各类质问者和批评家——以及说到他们就让他充满仇恨的“知识分子”，还有“左派”、“右派”都混为一谈。他想像他们组成一张世界范围的，复杂得难以置信的、远远看得见的网，并在他。周收拢。而他则从来没有真正看清楚过，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他也从不能把他们拖进光天化日之中。他知道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共谋，策划，接受指示，传递信息，点头，眨眼，做手势，从事破坏。他们分布各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与谁在一起。今天他们是耶稣会士，明天是共济会会员，就连法官和律师也可能诡计多端，很难同他们打交道。和谁在一起都不安全。

    所有他的合作伙伴，秘书和编辑都熟悉了他的那些奇怪的思想的时候，那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地望着窗外，然后未然地围着你转，仔细察看你的脸。

    有时候他也会与你漫无边际长时间地交谈，谈俄国，德国和中国，还会突然问你一大堆事先仔细想好的难题，存心要把你的灵魂都榨出来。

    哈罗德的报道对这样的心理恐惧症就像火把点着干草垛一样。

    桑德可莱普老爷听说这件事时，没有一点怀疑，但当他在自己办的报纸上读到它时，才起了一点疑心。它的出现是他最恐惧的事的具体体现和确认。他感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了。他请哈罗德·里佳美吃晚饭，然后带他去他在温德如城堡的郊区总部，在那里，他用电话招集来所有心腹、手下、侍者、帮闲、女佣、医药顾问、算命者、占星术者、速记员、按摩师、溜须拍马者，以及亲戚。

    “事情终于发生了，”他说，“听听里佳美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以前把目标弄错了。肖伯纳、新型商人、无神论者，所有这些人都只是代理人。威胁我们的是火星。听他说，火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在生活中珍视的每一件东西，十字架和王冠、民族与忠诚、道德、圣诞、家庭生活只不过是他们的前沿。我们在这里面面相觑，无所事事，而他们则在那里磨刀霍霍，出生、成长、预谋、策划——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怪物。我问你们：对此没什么可做吗？”

    “噢，老板，”棉花琼斯说，他最善于溜须拍马，“任何事情都得做。但要行之有效。这个您不用操心。”

    “整个世界处在危险之中。难以察觉的危险。”

    “此事关系重大。老板，我们得立即召开会议，就是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直到战略计划和总体事物安排好。老板，几年前您说过：‘危机越逼人，慌忙就越危险。’”

    “我这样说过？”桑德可莱普老爷问。

    “是的，您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