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问问你的吗？如果你明白的话？”

    “我当然明白！我是第六国际成员，我们组织中大部分人都是。哦，我们欢迎所有有志于我们事业的人。这是一条统一战线。我们当中有第六国际成员，有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单一纳税主义分子，只要你能想到的，都有。我们第六国际成员遵循实用主义的政治纲领：公开有公开的主张，私下弃私下的做法，同时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变通。我们不搞教条主义。”

    “有死刑吗？”

    “什么原因呢？”

    “比如说叛国。假设在你解放月球之后，有人又开始背叛月球。”

    “怎么背叛？如果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无法做出决定。”

    “具体情况我也说不上来，亲爱的怀娥明。不过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死刑是必要的……但我和你有一点不同：我不会诉诸法院。我会亲自审问、判刑，并亲自执行死刑，而且我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可是——教授，你的政治信仰到底是什么？”

    “我是一个理性无政府主义者。”

    “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儿。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无政府基督徒、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理性无政府主义者是怎么回事？是边缘主义者吗？”

    “不一样，但我可以跟边缘主义者处得很好。我们理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具有独立责任能力的个人是社会的根本，离开个人的具体行为，诸如‘国家’、‘社会’、‘政府’之类有如空中楼阁，毫无意义；个人的过失不可能由他人分担，也不可能推卸和转移——因为过失、罪行、义务是纯粹个人的行为，无人可以替代。同时，我们是理性的。理性无政府主义者清楚自己的论断不可能为所有人所接受，明白自己的努力不一定带来完美的结果，因此总是努力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求得尽可能完美的生存——明白自身的弱点，却从不气馁。”

    “赞成，赞成！”我说道，“‘不求完美’，正是我一生追求的境界。”

    “你已经达到了。”怀娥说，“教授，你的话听起来倒不错，不过有些经不起推敲。如果个人手中的权力太多，比如……嗯，就说氢弹吧——难道你不怕被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所控制吗？”

    “我的前提是，个人必须是负责任的。我向来坚持这一点。氢弹或是杀伤力更大的武器，一旦出现，必然会被某些人所控制。从道德的角度而言，根本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只有人，个体的人。每个个体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要加点儿酒吗？”我问道。

    没有什么比政治辩论更有助于酒的消耗了。我又叫了一瓶。

    我没有发表意见。对我而言，就算是“政府铁蹄下的日子”，也没什么不满足的。我可以跟政府玩花样，然后安心地过自己的日子。从没想过要消灭政府——不可能的事。走自己的路，管自己的事，何必寻烦恼。

    的确，那时的我们并不富裕，按地球的标准简直是贫穷。那些不得不进口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凑和着不用了。我想当时整个月球都找不出一扇动力门来。一直到我出生之前，连增压服都是从地球进口的——后来才有个聪明的中国人琢磨出了仿制增压服的方法，生产的速度和产品质量居然超过了地球。

    （中国人，哪怕你把他们扔到月海的某个角落，他们单凭彼此互相买卖岩石也能发家致富。而印度人则会零售从中国人那里批发的货物，以低成本牟取高利润。而我们却只能勉强过活。）

    我见过地球人的奢华生活，但为了这些享受，他们受的罪也不少。不值。所以也没什么可羡慕的。我倒不是指强大的地心引力，那对他们已经不算什么了。我说的是那些烦人的小事，比如遍地的鸡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