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家子，上自大爷，下至小孩，总共三十余人都在气压闸门等我们。一见面，我们欣喜若狂，相拥而泣。这次连斯图都不再退缩了。小黑兹尔为我们举行了一个亲吻仪式，给我们一人一顶自由帽，然后吻了我们。看到所有家庭成员都戴上了自由帽，我突然间热泪盈眶，或许这就是爱国主义，让我窒息，让我兴奋；或许是因为我又可以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了。

    “斯利姆在哪里？”我问黑兹尔，“你们没邀请他吗？”

    “他来不了。他是欢迎会的司仪。”

    “欢迎会？眼前这个难道不是？”

    “你一会儿就清楚了。”

    过了一会儿，我真的明白过来了。幸好整个家庭都出来迎接我们，我们只在管铁上聚了一会儿（都整个车厢挤满了）。我们三人在警卫的保护下被一路扛到老圆顶。警卫们手挽着手，拦住欢呼歌唱着的人群，从中间挤出了一条路。男孩们都戴着红帽、穿着白色衬衫，女孩们穿着白色的长背心、红色的短裙。无论男女都戴着自由帽。

    在车站和老圆顶，我从没见过的女人们一路亲吻着我们。只盼我们在船上检疫期间采取的措施还是有效的——不然月城一半甚至更多的人会因感冒而躺下。

    （很明显，我们是干净的，因为以后没爆发传染病。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侯，麻疹盛行，几千人染病死了。）

    我们很担心教授。这个一小时前奄奄一息的病人恐怕难以经受这样的欢迎。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仅显得很愉快，还在老圆顶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一篇幅短小，琅琅上口。他提到了“爱”，也提到了“家”、“月球”和“同志们和邻居们”，甚至还提到了“肩并肩”，一切听起来都是如此美好。

    他们在南面搭建了一个平台，挂着巨大的录像屏幕。亚当·塞勒涅在这个录像屏幕上出现了，他对我们的归来表示欢迎。接着教授的脸也出现在屏幕上，被放大了很多，声音也从那里传出，清晰响亮，不需要他再扯着嗓子喊了。但他每说一句都要停顿一下，这很有必要，因为他的声音虽然被放大了，但照样会被台下群众的欢呼声淹没。教授也可以趁停顿的时间休息一下。奇怪的是现在的教授看上去一点也不老，一点也不累。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回月球没多久，他就像吃了补药似的，变得精神抖擞。而我居然也是！重力恢复正常了，呼吸着这纯净的空气，属于我们月城的新鲜空气，感觉太棒了！

    我不是指整个城市！老圆顶挤不下整个月城的居民——可看上去真跟全城人都到了这儿一样。我估算了一块十平方米的地方的人数，数百多还没到一半，我放弃了。这里可能有三万人，真是不可思议。

    教授的演讲被到处传播，几乎三百万人都听到了。录像机将演播现场传送到那些挤不进“老圆顶”的人群当中。电缆和继电器将现场的一切跨过荒凉的月亮表层阴暗面传送到所有的居民区。他抓紧时机宣布了当局为他们安排的未来，那是怎样的奴隶般的生活。他挥了挥那份“白皮书”。

    “就是这个！”他喊道，“你们的束缚！你们的镣铐！你们甘心戴上它们吗？”

    “不！”

    “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戴上。电门扬言要用氢弹……然后残存者就会投降，乖乖地戴上枷锁。你们会吗？”

    “不！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教授赞同说，“他们威胁要动用军队……越来越多的军队来践踏、蹂躏我们月球。我们要同他们斗争。”

    “对！”

    “我们要在月亮表层跟他们斗争，我们要在巷道里跟他们斗争，我们要在廊道里跟他们斗争！如果我们必须死，我们也要自由地死去！”

    “对！对！告诉他们！告诉他们！”

    “如果我们死了，就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