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犯无须去工作。我们又怎么能够工作？谁会去找一个不可见的医生看病，雇一个不可见的律师替他辩护，或者把文件交给一个不可见的秘书去办理呢？不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不过房东并不向隐身犯收取房租。防身犯可以随便到哪里去，不必花钱。这一点我己经在空中花园体验过了。

    我觉得隐身刑罚不过是一个社会大笑话。他们判我一年的时间来修身养性，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可伯。

    “隐身”后的第二天是迸一步试验和发现的一天。我外出长时间地散步，小心谨慎地走在人行道上。我听说过男孩子们跑着故意将额上有隐身标记的人推倒，而且以此为乐。同样，不会有人来帮你，他们也不会受到惩罚。我有被人捉弄的危险。我在街上走动，看着人群纷纷避开我。我像显微镜用的切片刀切开细胞一样地通过人群。他们受过很好的训练。到中午我看见了第一个隐身同胞。他是个结实而严肃的高个子中年人，圆圆的额头上打上了那个耻辱的标记。他和我的眼光仅仅相遇了一刹那，就义继续往前走过去了。一个隐身犯同样不可见他的同类。我只是感到有趣。我仍然在品尝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新奇感。轻慢和冷漠伤害不了我。现在还不会。

    这天晚上我来到一家女浴室。我不怀好意地微微笑者，走上了台阶。门口的跟务员向我投来惊讶一瞥——但不敢阻止我。说来我对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我走了进去。

    强烈的肥皂气和汗臭扑面而来。往里走。我经过衣帽间，衣服一排一排地挂着，突然想到我可以搜走这些衣服口袋里的钱，不过我并未这么做。偷窃在变得太轻易就失去了意义，况且那些发明隐身刑罚的聪明人当然不傻。

    我往前走，走进了澡池子。

    几百个女人在那里洗澡。发育成热的大姑娘、疲乏的少妇、干瘪的老太婆。有一些脸红了起来；有几个在窃笑。更多的人转过身去把背对着我。不过她们都很注意不对我的出现做出任何实质反应。浴室女管事站在那里，有人如果对隐身犯有什么不恰当举止的话；谁知道她会不会打报告呢？

    我于是看她们洗澡，看着在水汽中闪动的裸体，我的感受颇有些矛盾，能够大摇大摆进入这隐密之所使我有一种狡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有一种感觉慢慢在我头脑里滋生——是悲伤？厌倦？还是反感？羞愧？

    我无法对此加以分析，这后一种感受像一只滑腻的手卡着我的喉咙。我赶紧离开了。肥皂水的气味在以后的几小时还一直刺激着我的鼻孔。

    那天晚上我一合眼就会看见裕室里的一幕。不久，我对这个刑罚的新奇感很快就消失了。

    到第3个星期我病了。起初是发高烧，接着胃痛，呕吐，以及随后的种种症状。到了半夜我以自己快要死了。一阵阵的痉挛使我痛不欲生，当我勉强支撑着去厕所间时，看见镜子里我的脸都变形了，脸色发育，还渗着汗珠。在我苍白的前额上，隐身徽记像灯塔一般显眼。

    我在瓷砖地上躺了很久，浑身无力地吸收着它的清凉。我在想：如果是阑尾炎发作了怎么办呢？这个废弃的残留物，发了炎，马上要穿孔了？

    我需要找医生。电话机上盖满了灰尘。他们嫌麻烦没有把它拆掉。不过自从我被判隐身罪以后就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也没有人敢给我打电话。明知故犯地给隐身犯打电话所受的处罚是隐身。我的朋友们，或者说过去的朋友们，都远远地躲着我。

    我抓起电话，拔动号码盘。电话接通了，机器人接线生说：“先生，您想和谁说话？”

    “医生，”我喘着气说。

    “好的，先生。”平静的、不自然的机械声！法律无法判处一个机器人隐身，所以它与我说话不受限制。

    屏幕亮了。“一个医生腔的声音向，”你什么地方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