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冷冰冰地说。

    “谁？”“他叫美泼索普，不是艾泼索普。”

    “哦，对了。大概是叫这个名字。”

    “他已经死了。”

    “啊，真的？”辛西娅问道，“怎么死的？”

    “爱滋病。”安娜心不在焉地回答，她仍在看罗西的那幅画。“这种病有些地方叫做笤帚把病。”

    格特低沉的声音说：“你说你以前见过罗西这幅画，年轻人，你在哪儿见过？那个美术馆里吗？”

    “不是，”刚才讨论有关美泼索普的话题时，辛西娅显得很兴奋，现在她的脸颊变成了粉色，嘴角上的酒窝显出了带有防御性的微笑，“不是同一个美术馆，但是……”

    “接着说。”罗西说。

    “我父亲是加利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的卫理公会牧师，”辛西娅说，“我就是从那儿来的。我们住在教区牧师的住所，楼下的那些客厅里挂着各种各样的旧画。有州长，有花儿，还有狗。没人在乎那上面画的是什么，它们挂在墙上，房子里就显得不那么空旷了。”

    罗西点了点头，想起了这幅画在商店里时它周围落满灰尘的画架上摆着许多画——威尼斯的平底船、果盘中的水果、狗和狐狸等等。它们挂在那里，只是为了使房间看起来不太空旷。像一只没有长舌头的嘴巴。

    “里面有这样一幅画……它叫做……”辛西娅眉头紧皱，努力在回忆着，“我记得它叫做《迪索托遥望西方》。它展示了这位身穿防水帆布裤和平顶帽的冒险家站在悬崖顶上，周围站着这些印第安人。他从茂密的树林往远处的大河望去。我猜这是密西西比河。不过听我说……其实……”

    辛西娅犹豫不决地看着她们。她的脸颊越来越粉，笑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耳朵上那一大块十分醒目的白色邦迪好像变成了移植到脑袋旁边的奇怪附件。罗西经常感到好奇，自从她来到姐妹之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男人都如此刻薄。他们这是怎么啦？暴力是遗传造成的吗？还是他们内在固有的，不可理喻的个性，就像安装在电脑里的坏掉的集成电路板那样？

    “接下去，辛西娅，”安娜说，“我们不会笑你的。对吗？”

    大家都点了点头。

    辛西娅把手放在背后，好像一名小学生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背诵课文。“是这么回事，”她接着说，比她通常的声音要小得多，“那条河好像在流动，这件事让我着迷。这幅画原先挂在一间房子里，我父亲在那里讲复活节前的《圣经》课，我也去上课，就坐在那幅画前，有时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像看电视一样看着那幅画，很可能想看那条河会不会流动。那时我只有九岁或十岁，记不清了。有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想，如果它能流动，迟早就会有印第安皮筏子或小船从这里划过，到那时我就会知道。直到有一天，当我进去后，发现那幅画不见了。噢，一定是我妈发现我总是坐在那里看，就……”

    “她担心你，就把它拿走了。”罗宾说。

    “对，很有可能扔进了垃圾箱，”辛西娅，“我当时只不过是个孩子。罗西，你的画使我想起了这些往事。”

    波尔走近了一些。“真的，”她说，“难怪你那么喜欢它。我能感受到你失去爱物的心情。”

    所有人都理解似地笑了。罗西也跟着一起笑。

    “不仅如此，”辛西娅，“它看起来像那种老式的……像教室里贴的那种画……光线也很暗。除了云彩和她的裙子以外，颜色太暗。我那幅迪索托的画也很暗。除了河流以外，河流闪着银色的亮光。这是整个画面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格特转过身对罗西说：“谈谈你的工作吧，听说你有了一份工作。”

    “把一切都告诉我们！”波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