址，”安娜说，“几乎穿过整个城市，不过你可以乘汽车，知道怎么坐吗？”

    罗西含着热泪，微笑着点点头。

    “你可以给在这里认识的朋友留地址，将来还可以告诉外边的人，不过现在只有咱们俩知道。”对罗西来说，安娜就像在进行一次精心排练的告别演讲。“别让任何人知道怎么能从这儿到你那里，在姐妹之家人们一般都用这种办法。我跟受虐待妇女一起工作了近二十年后才知道这是惟一可靠的办法。”

    以前波尔，康苏洛·德尔加多和罗宾·圣詹姆斯都告诉过她，那是在每天晚上的大快活时间里，这是她们给杂务工作起的名字，其实就是一些治疗课程、社交礼仪一类事情。这是安娜日程表上的内容，也是她订的规矩。罗西觉得没有必要参加。

    “你还担心他吗？”安娜问。

    罗西有些心不在焉，她定了定神，开始有点不明白她指的是谁。

    “你丈夫——你很担心他吗？刚来这里的一两个星期里，你很担心他会追踪到这里，用你的话来说就是‘当场抓获’，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罗西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首先，害怕这个词远远不足以表达她对诺曼的感情；甚至恐怖也太微不足道，因为她感情中涉及到他的部分被其他感情淹没了，这就是：由于婚姻失败而产生的羞耻感、对心爱之物的思念和眷恋（例如摇椅等）、每天都有新鲜内容的自由所带来的欣快感、一个走钢丝者保持着平衡，提心吊胆走过峡谷时的轻松感……

    毫无疑问，害怕是她内心感情的主旋律。在姐妹之家的头两个星期里，她总是不停地做着同样的梦：当一辆崭新的红色桑德拉汽车开到路边，停在她面前时，她正坐在门口的一把摇椅里，车门打开了，诺曼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印着越南南方地图的黑色体恤衫。有时地图下面写着：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有时又写着：身患爱滋，无家可归。他的裤子上溅满了血迹，耳朵上悬挂的是类似手指骨头做成的耳环，一只手上拿着血肉模糊的面具。她努力挣扎着，却像瘫痪了似地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那里看着他慢慢从人行道上走过来，耳朵上的骨制耳环不停地上下跳动。她按照他说的那样，跟他紧紧挨在一起谈谈。他笑了，牙齿上血迹斑斑。

    “罗西？”安娜轻声地叫她，“你好像有点神不守舍？”

    “不，”她有点激动得喘不上气来，“我没事。你说对了，我还在怕他。”

    “其实这并不奇怪，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会一直害怕他，不过只要你记住，你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都不用害怕……甚至连想都不用想他，你就会没事的。我要问你的并不是这件事，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怕他会找到你？”

    是的，她还是怕。不仅是怕的问题。在过去十四年中，她曾经无数次听他在电话上谈工作，听他和同事们讨论过大量的案子，有时在楼下客厅里，有时在院子里。当她给他们送去喝啤酒和咖啡用的小点心时，几乎没人注意过她。大多数都是诺曼在谈，当他弯下腰，巨大的手掌心里几乎握住了半只啤酒罐，他急躁不安地催促其他人快点说完，压制他们的怀疑，拒绝考虑他们的推断。偶尔他还会跟她讨论案子。当然，他对她的意见毫无兴趣，只想借用他人来反映他的自我。他总是想在绝无可能的时间内得到结果，当一个案子拖到三个星期还没有结果时，他就对它失去兴趣。如同格特在教防身术时所称呼的那样，他把他们叫做杂烩。

    她现在还是他的杂烩吗？

    她尽可能地相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她仍做不到。

    “我不知道。”她说，“我头脑的一部分认为，他真想找我的话，早就找到了。另一部分却认为，他可能还在继续寻找。他不是出租车司机，也不是搬运工，他是警察。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