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那一次循环。似乎每次循环都需要有邪恶的牺牲来安静德里镇那种可怕的力量……让它再睡上25年左右。

    但是如果每个循环都需要牺牲结束的话，那种循环似乎需要某种类似的事件来发动。

    于是我开始追踪“布雷德利帮”事件。

    他们是在运河、梅思和堪萨斯三条大街的交界处被处死的——离比尔和理奇1958年6月那天见到的照片里的那个地方不太远——在1929年10月，也就是“黑点”大火的13个月前……在证券市场车祸发生后不久。

    至于“黑点”大火，许多德里居民不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

    他们或者说出城去拜访亲戚；或者说那天下午睡午觉，直到晚上听广播才知道发生了大火；或者他们只是对你撒谎。

    警察局日志显示苏利文警长那天甚至不在城里；但是一本关于帮派的参考书里有一张照片，里面一个人咧着嘴笑着，站在被子弹打成筛子的艾尔·布雷德利的尸体旁。如果那个人不是苏利文警长，那一定是他的孪生兄弟。

    最终从凯尼先生口中，我才得知了故事的全部经过。

    诺伯特·凯尼，从1925年到1975年他一直是中心大街药店的老板。他很愿意和我聊聊天；但是和贝蒂。理普瑟的父亲一样，在他讲故事之前，也要求我关掉录音机。

    “没有理由不告诉你。”他说。“没有人会出版，即使出版了也没有人相信。”他把一个老式的药罐拿到我面前。“来颗甘草糖吗？我记得你总是对红色的感兴趣，麦克。”

    我拿了一颗。“苏利文警长那天在场吗？”

    凯尼先生笑了，他也拿了一颗甘草糖。“你想知道，是不是？”

    “我想知道。”我嚼着那颗甘草糖。记得小的时候，我把几分钱在柜台上推给凯尼先生，买过一次甘草糖，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它还是和过去一样那么甜。

    “1951年鲍比。汤姆逊在淘汰赛中击出那次本垒打时，你还太小记不住。”凯尼先生说。“那时你大概4岁，此后几年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评论那场棒球赛，说纽约大概有一百万人声称自己那天就在球场观战。”凯尼先生用手绢仔细地擦去嘴角流下来的口水。我们就坐在药店后面的办公室里；尽管诺伯特·凯尼已经80岁，而且退休已经10年，但是他仍然给他的孙子记账。

    “但是关于‘布雷德利帮’事件恰恰相反！”他大声地说。他微笑着，但是那微笑并不愉悦——而是怀旧的、冷冰冰的笑容，有点愤世嫉俗。“那时在德里镇大概住着两万人。梅恩大街和运河大街刚铺好4年，而堪萨斯大街仍然是土路。夏季里尘土飞扬，而3月或者10月则到处都是泥沼。每年镇长都会谈到给堪萨斯大街铺路的事，但是直到1942年才铺好。它……我说到哪儿了？”

    “那时在镇里住着两万人。”我接上去说。

    “哦，对。那两万人，现在可能有一半都已去世了，甚至更多——50年可够长的。德里人经常年轻的时候就去世。那也许是一种风气。但是留下来的人我想你找不出12个人会说当‘布雷德利帮’事件的那天，他们在德里。我猜卖肉的巴茨。洛登也许会坦白地说些什么——在他卖肉的墙上贴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布雷德利帮’的一辆汽车，那辆汽车烂得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汽车了。如果顺心的话，夏洛特。里特费尔德也许会告诉你一两件事情；她现在是中学老师，尽管她当时也就是10或12岁，但我相信她记得很多。还有卡尔。斯诺……奥布瑞。斯坦赛……文本。斯坦姆内尔……还有那个整夜在‘旺利’酒吧喝酒的画家——我想他的名字是匹克曼——他们都会记得。

    他们那天都在那里……“

    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甘草糖罐。我想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