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了。”阿伦医生说。她抬起我的一个膀子，再把它放回去。

    现在最有感觉的就是我的鼻子。它被猛地撞在桌子上，我的两片肺叶第一次发出绝望的信号——它传递的是一种棉花般柔弱的、被人掠夺的感觉。我嘴唇紧闭，鼻子因受到挤压，一部分已经张不开了（至于这部分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我甚至已经感受不到我在呼吸，真的感受不到）。如果像这样窒息下去，我该怎么办？

    紧接着，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不再关注自己的鼻子了。一个巨大的物体——感觉像一个玻璃球棍——粗野地硬塞在我的直肠里。我又一次想大声喊叫，却只能及其微弱地可怜兮兮地哼两声。

    “温度计插上了。”彼得说，“我把计时器也装好了。”

    “干得不错。”她说完就走开了。给他让出了地方，让他对这具尸体做试验，让他对我做试验。音乐稍微调小了一点。

    “试验标本是一个白种人，年龄四十四岁，”彼得对着麦克风说，就像对着后世子孙说话似的。“他叫霍华德·拉道夫·考特奈尔，就住在我们德里市劳拉克莱斯特巷1566号。”

    阿伦医生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玛丽米德。”

    一阵沉默，彼得又张口说话了，听起来有点慌乱：“阿伦医生告诉我这个标本实际居住地是玛丽米德，它从德里分出去，是在……”

    “你的历史课该结束了，彼得。”

    天啊，他们把什么东西插在我肛门里面了？是给牛测体温的温度计吗？这玩意儿再长一点，我想我就能舔到它的球部了。他们用润滑剂真的很正常。那么，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用呢？因为我死了，这就是所有的解释。

    死了。

    “对不起，医生。”彼得说。他的大脑在拼命搜索某种信息，最终找到了。“这些信息来源于喊救护车的申请表格。当然表格上的内容都来自一份缅因州的驾驶执照。宣布他死亡的医生是，对了，叫弗兰克·詹宁斯，这个家伙被当场宣布死亡。”

    现在我希望流血的是我的鼻子。求求你了，我对它说：赶快流血吧！不仅仅是流出来，而且要喷涌而出。

    它什么也没有流出来。

    “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脏病。”彼得说。一只手轻轻地从我赤裸的背部一直划到我的肛门。我祈求它能把那个温度计拿走，结果却没有。“脊柱看上去完好无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现象？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帮混蛋把我当成什么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他抬起我的头，手指垫压在我的颧骨上，我痛苦地发出低沉的声音——呜呜呜——我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盖不过凯西·里查斯那刺耳尖厉的吉他声，只是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声带里有声音在振动。

    他没有感觉到。相反他把我的头不停地晃来晃去。

    “脖子没有明显的伤痕，也没有发热的迹象。”他说道。我希望他能把手松开，让我的脸猛地一下砸在桌子上——这样一来，我的鼻子就会流血，除非我真的死了——但他却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头轻轻地放下，我的鼻尖被压得生疼，差点喘不过气来。

    “背部和臀部都看不出有伤。”他说道，“尽管右大腿上部有一块老伤疤，看起来像受过伤，也许是手榴弹爆炸后留下的，真难看。”

    这个伤疤确实难看，它也的确是炸弹爆炸后留下的。它结束了我的战争生涯。当时，一枚迫击炮弹射向后勤部队，炸死两人，还有一个人——就是我——则比较走运。我胸腹部的伤疤比右大腿还要难看得多，而且是在更敏感的地方。多亏了那些医疗设备对我的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或者说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这个伤疤离我生殖器左侧仅四分之一英寸，现在这些医生早就该用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