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了。然后他又吩咐三十六个学生轻声念出架子上出现的文字，只要有三四个词连起来可以凑成一个句子，他们就念给剩下的四名做抄写员的学生听，由他们记录下来。这一工作要重复做三四次。由于机器构造巧妙，每转动一次，木方块就彻底翻个身，上面的文字也就会换到其他位置。

    这些年轻的学生一天把六个小时花在这项劳动上。教授把几卷对开的书拿给我看，里边已经收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全都拼凑到一起，用这丰富的材料，编撰一部包括所有文化和科学门类的全书贡献给这个世界。不过，要是公众能筹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个这样的架子来从事这项工作，同时要求负责这些架子的人把他们各自搜集到的材料都贡献出来，那么，这项工作将得以改进，并加速完成。

    他还对我说，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门心思全都用到这发明上来了；他已经把所有的词汇都写到了架子上，并极其精确地计算过书中出现的虚词、名词和动词与其他词类的一般比例。

    这位著名的人物说了那么许多，我万分谦恭地向他表示了感谢。我又向他保证：要是我有幸还能回到祖国去，我一定会说句公道话，就说他是这架神奇机器的唯一的发明者。我还请求他准许我把这机器形状和构造描画到纸上。我对他说，虽然我们欧洲的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他们要是知道了有这么一架机器，至少可以捞点便宜，到时候谁是它真正的发明者就会很有争议了。尽管如此，我一定会多加小心，让他独享荣誉，没有人来同他竞争。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

    第一项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成单音词节，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事实上全是名词。

    另一项计划则是，无论什么词汇，一概废除。他们坚决主张，不论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简练的角度考虑，这一计划都大有好处，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每说一个词，或多或少会对肺部有所侵蚀，这样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因此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大家在谈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把表示那具体事情所需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来得更方便吗？本来这一发明肯定早就实现了，百姓们会感到很舒服，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联合了俗人和文盲，要求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能有用嘴说话的自由，否则他们就要起来造反。这样的俗人常常就是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许多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方法只有一点不便，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很大，种类又很多，那他就必须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身上，除非他有钱，能雇上一两个身强力壮的佣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有两位大学问家，背上的负荷压得他们腰都快断了，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子一样。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就会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个把钟头，再收起各自的东西，互相帮忙将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谈话时间要是很短，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朝腋下一夹也就够用了。如果是在家中，那他就不会感到为难。因为用这种方式交谈的人在房间里准备了谈话时所需的一切东西。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优点：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晓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和器具，一般说来都是相同或是相似的，所以它们的用途也就很容易明白。这样，驻外大使们就是对别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仍然有条件同它们的君王或大臣打交道。

    我还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先生用一种我们欧洲人很难想象的方法教他们的学生。命题和证明都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而脆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