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相距甚远，但她对新概念武器总体理论的看法很深刻，我们很谈得来，并建立了长期的联系，时常在网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两个月后，她告诉我说已参加了一个国际组织的意志考察队，赴中南半岛，考察越南战争时期美军的化学武器对该地区生态造成的长期影响，约我同去。当时正值假期，我就去了。在河内见面时，我发现她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她四十多岁，身材销瘦，没有俄罗斯女性的那种粗壮，有一中年龄掩盖不住的美，很深沉的那种，同她在一起你能感到一种温暖和舒适。我们随考察团一期开始了艰苦的考察，到美军喷洒过落叶剂的漫长的胡志明小道上，到发现过化学武器踪迹的老挝丛林中。我发现她是个很敬业的人，并且总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在工作，她唯一的毛病就是许久，一喝起来就不要命。我们很快建立了友谊，她在几次喝醉之后，断断续续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

    从她那里我得知，前苏联早在60年代初就建立了新概念武器研究所机构，叫‘总参谋部装备长期规划委员会’，她和她丈夫就在这个机构的升华分部工作。我很想从她那里知道这个机构都作了哪些工作，这才发现她即使在酒醉中头脑也很清醒，对那些事情只字不提，一看就是一个在军方的秘密研究机构带过很长时间的人。后来我问多了，她总算给我透露了一项：这个机构曾对大量所谓具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研究，试验让他们发现大洋深处的北约和潜艇。但这事早就不是秘密，在严肃的研究领域已成为笑柄。不过由此可知这个机构的思想是相当的活跃的，这与3141基地僵化的思维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冷战结束后，这个研究机构被解散了，加上当时军队的境况很差，以前的研究人员纷纷脱下军装，到社会上去谋生，但立刻发现这很难，西方的一些类似机构趁机用优厚的条件网罗人才。她丈夫立即退伍了，她离开军队后，立刻接到杜邦公司的高薪招聘，对方许诺，如果她愿意来，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交换条件是新概念武器研究的资料。他们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她向他表白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人，她也想摆脱目前的贫困，也想有舒适的住房和带游泳池的别墅，也想每年去斯堪的纳维亚度假，也想让唯一的女儿收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方提供的优越研究条件更令他向往。如果她是一名民用项目研究人员或者是一名一般的军用项目研究者，都会毫不犹疑地过去的。但他们所研制的一些东西已经不是那些可以在学术上公开交流的纯概念上的武器了，它们现在已接近实用，在技术上十分超前，在军事上具有潜在的巨大威力，可以决定下世纪各国军事力量的对比，她绝不能看到自己花费大半生心血研制的东西有一天被用来对付祖国。丈夫说她太可笑。祖国在哪儿？他的祖籍是乌克兰，而她的祖籍是俄罗斯，她心目中的那个祖国已分成好几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有些相互之间已几乎成了敌国。最后她丈夫还是走了，女儿也跟着丈夫走了，她以后的生活就充满了孤独。”

    “于是，我对她的亲切感又深了一层。我告诉她妈妈在我六岁时就在战争中牺牲了，以后，我就一直同记忆中的母亲一同生活，直到不久前，妈妈在我的脑海中还是那么年轻。当我意识到岁月的流逝时，就开始在脑海中描述妈妈年长的形象，但总也想想不出来；当我看她时，这个形象突然清晰了，我相信，如果妈妈活到现在，一定像她。听了我这话，她抱着我大哭起来，哭着告诉我，六年前，她女儿和男友吸毒过量，被发现双双死在内华达的高级住宅中。”

    “分别以后，我们相互间就多了一份牵挂。在我为了球状闪电的事与陈博士去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时，就去看了她。她见到我的惊喜你是可以想象的，她仍是孤身一人住在一件冰冷的老年公寓里，就喝得更多了，似乎整天都处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