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点。数字是高于还是低于十万人？”

    “嗯，我不知道，长官。”

    “看来其他人也不知道。那么，它高于一千人吗？”

    “可能，长官。几乎可以肯定。”

    “完全可以肯定——因为最终逃出来的人数多于这个数字。他们设法回了家，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案。我看出你没有仔细准备功课。”

    那个牺牲品没来得及坐下，瑞得少校便又叫道：“里科先生！”

    现在我成了牺牲品。“是，长官。”

    “一千个未被释放的战俘可以构成重新开仗的足够理由吗？想一想，成百万无辜的平民可能因此死亡。一旦重新开战的话，他们的死亡几乎可以肯定！”

    我没有犹豫。“是的，长官！理由太充分了。”

    “‘太充分了’。很好，那么，如果只有一个未被释放的战俘，这理由充分吗？”

    我犹豫了。我知道机动步兵的答案——但我觉得他要的不是这个答案。他尖刻地催促：“快点，快点，先生！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为数一千的上限；我请你考虑考虑数目为一的下限。你不能兑付一张写着‘从一到一千英镑之间’的支票，开始一场战争可比支付一笔小钱严肃多了。为了拯救一个人而使一个国家——事实上是两个国家—一陷入危险，这是犯罪吗？也许这个人并不值得我们去救他？或者在此过程中他死了呢？每天都有好几千个人因为事故而死亡……为什么要为一个人的生命犹豫不决？快回答！”

    他把我逼急了。我给了他星船伞兵的答案。“是的，长官！”

    “是什么？”

    “不管是一千个——还是只有一个，长官。都要开战。”

    “哈！战俘的数目无关紧要。很好。现在，证明你的观点。”

    我陷入了困境。现在我知道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却不知道为什么正确。他还在不断催促。“说呀，里科先生。这是完完全全的科学。你拿出了数学结论，现在你必须证明它。有人会用类比法说你在声称一个土豆和一千个土豆的价值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

    是吗？“

    “不是，长官。”

    “为什么不？证明。”

    “人不是土豆。”

    “好，好，里科先生！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把你的脑子折腾得够累了。明天带一份书面证明来课堂，用逻辑证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给你点提示。看一下今天讲的这一章的第七个参考材料。”

    “索罗门先生！”瑞得少校又点了一个人的名，“当代的政治体制是怎么从混乱期演变过来的？它在道德方面有什么合理性？”

    萨利·索罗门结结巴巴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然而，没人能确切描绘联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自然而然就生长出来了。在××世纪末期，各个国家政府都垮台了，必须有东西来填补真空，很多情况下，填补真空的人是返乡退伍军人。他们已经输掉了一场战争，大多没有工作，许多人都对新德里条约的条款痛心疾首，尤其是那个混蛋战俘条款。还有，这些退伍军人知道怎么打仗。发生的不是一场革命，更像1917年的俄罗斯：系统垮台了，其他人趁机进来了。

    苏格兰的阿伯丁就是个典型例子，已经确知的此类事件中，它是最早的一例。几个退伍军人团结起来，成了义务警察，制止当地的骚乱和劫掠。他们绞死了几个人（包括两个退伍军人），并且决定，除了退伍军人，其他人员一概不得加入他们的委员会。从一开始，他们便独断专行，内部互相信任，但不相信别人。一两代人之后，开始时的应急办法逐渐演变成为宪法。

    那些苏格兰退伍军人发现，他们有时不得不绞死的人中包括其他退伍军人。他们可能觉得，如果类似事件不得不发生，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