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即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著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著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澣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作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风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吗？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